从“讲关系”到“讲法律

“你们看这里，原来不过是一家工厂。”交谈间隙，Stephen Orlins指着中国大饭店奢华的大堂告诉我们。

Orlins应该是往来于美中之间最为频繁的美国人之一。他现在的头衔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ＵS-China Relationship）主席。这家机构曾介入当年著名的乒乓外交，在中美两国间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而Orlins本人，则从学生时代起，就为中国做着各种准备，包括文化、语言以及法律专业的训练。

Orlins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这里，曾号称世界上最为孤立的国家——之前，尽管无数次在各种资料上阅读中国，甚至为了学习汉语去过台湾，但他却很难踏入北京的大门——冷战时期的对峙与革命时代的警惕，让中国与世界异常遥远。

29年过去，Orlins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与FT中文网聊过去30年的中国。此刻——2008年，北京正在准备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奥运会，到处是激昂的旋律和热心的志愿者——这个国家已从孤独的极端走了出来，成为全球经济中最为开放的地方。

1976年，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律师Stephen Orlins进入美国国务院法务顾问处——与其他同事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研究背景是中国法律。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但各种准备已在暗中进行，现任美国总统G.W.布什的父亲就曾在北京以非正式身份代表美国与中方联络。

Stephen Orlins过去三十年的职业生涯，跨越了美中外交、商务、法律以及民间交往等多个领域。他的三十年，基本与中国的改革三十年同行。

二十世纪70年代，于美国不止意味着冷战，也有深深的亚洲记忆，尽管其间有着国家的失落，比如越战的惨败，但亦有巨大的收获，例如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当美国通过越战卷入亚洲事务中时，Stephen开始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那时中国研究在美国学界尚属“冷门”，这位年轻的哈佛学生选择中国法律作为研究方向。

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中国法律的科恩教授对Orlins的忠告是，必须精通中文，才能学好中国法律。1972年，Orlins开始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整整15个月，他只说汉语。那时，因中国的闭关政策，西方人进入中国颇为困难。除了看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通常会选择在香港做外围调查。

回到哈佛，科恩教授让学生们坚持读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重要媒体。以此作为学习资料。科恩教授写过一本书，系针对文革期间从中国大陆逃往香港的难民的采访，并附加一些中国宪法、刑法的基本知识。那本书就成了Orlins这批学生的教科书，尽管内容非常有限，也没有涉及司法调查等内容。

1976年后，中美暗地里做着建交的准备。但建交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有国际法与美国法的衔接问题——Orlins负责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中美建交是中国大陆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中美建交的第一年当中，中国大陆的大门悄悄打开了。建交一年内，陆续来了几百个美国人。1979年，Orlins离开工作三年的国务院，和导师一起来到中国。

此刻，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贫困、落后，一切制度都不健全的国家。Orlins等人的工作是为北京市四十个政府干部讲授合同法。

教学过程中，Orlins发现，那时一般的中国干部不做外贸，对合同法几乎不了解。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国干部是做国营进出口公司的，因此对合同法略知一二。 Orlins将此现象归因于中国人“讲关系”的传统：在中国做事前，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如果有问题再商量。而美国，就得先签合同。

Orlins的法律课结束以后，听课的官员们有的去美国学习，有的继续在市政府工作，对帮助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Orlins的工作简历非常密集，但大多与中国相关：他曾为外国公司首次在华投资提供咨询，包括当时在中国搞科学调查，勘探海底的BP石油公司等大客户。那时，BP正准备签署一个在中国南部海域勘探开采油气的协议。

谈到30年的变化，Orlins用“完全不同”形容。30年前，在北京的外国人只能住在北京饭店、民族饭店、新侨饭店和友谊宾馆等四间有资格接待的宾馆。未经中国外交部许可，他们不能与普通中国人接触。今天去友谊宾馆的人会发现，这里更像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大院仍有森严的痕迹——30年前，Orlins住在此地时，更是泾渭分明，外面的中国人和里面的外国人，严格被围墙所限制。刚开始改革的国家，仍然处处充满警惕与小心。

今天的在华美国人可能想像不到，20多年前，每到美国国庆日，美国驻华大使会邀请所有在京的美国人参加舞会——因人数很少，使馆能容下所有人。而到感恩节，圣诞节时，所有在京的美国人亦会受使馆官员之邀，去享用火鸡之类的晚餐庆祝。Orlins用“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群体”来描绘当时驻华的美国人。

那时的中国人购物有配额，需凭票（coupon）才能买到自行车、冰箱、电视机；大家都穿着中山装和长裤；女人们都不化妆；如今为中国贡献了50%GDP的私营企业在当时寥寥无几。

身为法律人士，Orlins对中国的法律体系尤感兴趣：那时中国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条文很少，加起来不到6页，只有《合营企业法》，《税法》中有些规定。几乎算是没有法律——很有意思。你必须很有想象力，因为你如要订立合同的话，都没有相关法律可资参考。

三十年过去，一切都在变化。中国有了复杂的法律条款，司法体系也有健全。

除了法律专业，Orlins能清晰感受到中国对待外国人态度的逐渐开放。Orlins发现，两国普通老百彼此一直是积极友好的，即使在两国政府关系僵化之时亦是如此。比如，中国人用“美国”（“美丽之国”），“旧金山”（“古老的金山”）等积极正面的词来描述美国的地名。

即便在他刚来中国的1979年，他也能清晰感受到中国百姓的热情。然而，昔日的中国政府对这种交往却有严格限制。普通中国老百姓不允许和他这样的外国人随便交往。即便老百姓请他去自己家里，可他也可能去不了，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结果是，整个1979年，Orlins没有去过一个中国人的家里。他在工作上的一举一动，比如“要去哪，跟谁谈”，都要中国外交部批准。1980年初，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国大陆。Orlins和一些美国人到一个普通中国人家里去了一次，因为他们成功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

如今，据Orlins估计，在中国的美国人多达十几二十万人。Orlins想去哪家登门造访，再也不用得到政府的批示了，因为中美百姓间的接触得到政府积极支持。现在，“除了在一些很敏感的领域，这种渴望交往的感受被真实的表达出来了”。Orlins打交道的中国机构也不再仅仅是外交部和联络处，而是几百个了。

谈到30年的变化，Orlins用“完全不同”形容。30年前，在北京的外国人只能住在北京饭店、民族饭店、新侨饭店和友谊宾馆等四间有资格接待的宾馆。未经中国外交部许可，他们不能与普通中国人接触。今天去友谊宾馆的人会发现，这里更像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大院仍有森严的痕迹——30年前，Orlins住在此地时，更是泾渭分明，外面的中国人和里面的外国人，严格被围墙所限制。刚开始改革的国家，仍然处处充满警惕与小心。

今天的在华美国人可能想像不到，20多年前，每到美国国庆日，美国驻华大使会邀请所有在京的美国人参加舞会——因人数很少，使馆能容下所有人。而到感恩节，圣诞节时，所有在京的美国人亦会受使馆官员之邀，去享用火鸡之类的晚餐庆祝。Orlins用“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群体”来描绘当时驻华的美国人。

那时的中国人购物有配额，需凭票（coupon）才能买到自行车、冰箱、电视机；大家都穿着中山装和长裤；女人们都不化妆；如今为中国贡献了50%GDP的私营企业在当时寥寥无几。

身为法律人士，Orlins对中国的法律体系尤感兴趣：那时中国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条文很少，加起来不到6页，只有《合营企业法》，《税法》中有些规定。几乎算是没有法律——很有意思。你必须很有想象力，因为你如要订立合同的话，都没有相关法律可资参考。

三十年过去，一切都在变化。中国有了复杂的法律条款，司法体系也有健全。

除了法律专业，Orlins能清晰感受到中国对待外国人态度的逐渐开放。Orlins发现，两国普通老百彼此一直是积极友好的，即使在两国政府关系僵化之时亦是如此。比如，中国人用“美国”（“美丽之国”），“旧金山”（“古老的金山”）等积极正面的词来描述美国的地名。

即便在他刚来中国的1979年，他也能清晰感受到中国百姓的热情。然而，昔日的中国政府对这种交往却有严格限制。普通中国老百姓不允许和他这样的外国人随便交往。即便老百姓请他去自己家里，可他也可能去不了，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结果是，整个1979年，Orlins没有去过一个中国人的家里。他在工作上的一举一动，比如“要去哪，跟谁谈”，都要中国外交部批准。1980年初，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国大陆。Orlins和一些美国人到一个普通中国人家里去了一次，因为他们成功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

如今，据Orlins估计，在中国的美国人多达十几二十万人。Orlins想去哪家登门造访，再也不用得到政府的批示了，因为中美百姓间的接触得到政府积极支持。现在，“除了在一些很敏感的领域，这种渴望交往的感受被真实的表达出来了”。Orlins打交道的中国机构也不再仅仅是外交部和联络处，而是几百个了。

三十年后，Orlins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富饶的中国。在这里，人们更多地谈论法治，积极摒除人治。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更加健康，拥有更大的自由和选择权。这三十年的惊人变化，在他眼里，比其他地方10代人的变化都还要大。Orlins将这样的巨变归功于邓小平: “邓小平的确认识到那些问题，当时的中国不能维持下去，必须借助私有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发展。这算是世界上最有远见卓识的决定之一”。不过在法律领域，他也发现，在“关系”文化盛行的中国，三十年后，“关系”仍然比法律重要。

与Stephen Orlins对话记录：

FT中文网：中国现在的经济和古巴、朝鲜相比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您认为中国的政治跟古巴、朝鲜有什么样的区别吗？Stephen Orlins：完全不一样。从经济系统来说，可以跟美国、或者是西欧比，或者日本比。可是跟古巴、朝鲜现在没有任何关系。FT中文网：您怎样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Stephen Orins：不是。中国正在从管制到自由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的影响已经不大。你需要比啊，没有一个经济系统是政府完全不影响的，看影响的多和少。当然古巴，基本上全部是政府管。美国是政府管得少，香港可能是政府管得最少的，比美国少。所以，如果打分的话，古巴、北朝鲜政府的干预算100，香港算5，中国可能是30或者20，美国可能是10。有的地方美国政府管的比中国政府管得还要多。你要成立一个公司，现在在中国很简单，在美国的还是很复杂的。FT中文网：您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Stephen Orlins：民主不是一个经济系统，而是一个社会系统。中国有民主的成分。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以前从来没有被执行过的，虽然经济一直是一年比一年自由化，可是政治的系统是分开了。那将来会怎么样？你听领导说，将来会是民主，我们就看。现在中国领导眼中的民主跟我们美国人，西方人眼中的民主不完全一样。FT中文网：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不需要美国那样的民主也能发展成很好的国家。您怎样看待这个想法？ Stephen Orlins：过去30年，中国的成功完全超过我最好的想象。好像是1980年，他们陪我去深圳，那时候深圳可能有10万来人——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以前在美国政府工作，我说美国政府有这样的计划，肯定做不了。

实际上在民主的国家，这个非常难。27年前，我认为这些问题太大了，不可能处理啊。可是你看，现在三十年以后，不只是他们已经做到那个计划，而且已经超过了。 把那么多贫困的人变成了有钱人。不会吧？就29年、30年？我想到的最好的情况都不是现在那么好。所以中国领导说，这是我们的路。我不表态。反正以前他们告诉我说要做的，做了。总的来说，不错，做的很好。他们不是完全处理，可以主要的他们处理了啊。

那时候，90%多的中国人，在世界银行说，“赤贫”状态就是指人均每天赚不了1美金。但是现在可能全中国就只有一亿多一点点人赚不了1块钱，12亿多赚1块钱以上。世界历史没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你要我说，不能这样民主化，我不表态，他们已经证明他们的能力。很多外国人，批评他们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可是我看到的是这三十年已经超过了我原来想象的。所以应该看结果。问题有，肯定有。可是领导了解这些问题都是什么。你听他们演讲，他们知道是，环境保护啊，腐败啊，现在这两者可能算是最大的两个问题。怎么处理这个腐败的问题，我个人来看，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FT中文网：在过去30年中，您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Stephen Orlins：经济完全是国营的，但怎么能从国营经济到民营经济，不能再会有一个激烈革命。你看其他地方没有做成嘛。死了不是几百，是几千，是几亿。在中国怎么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你看，做得不差，尽管不是完美的，还存在问题。

我在美国演讲的时候谈到，现在美国媒体总在批评中国，可以批评，但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待。总的来说，中国的情况比30年前好，好了很多很多。有的中国朋友我认识三十年。他们当时有时候没有饭吃啊。以前我请他们吃饭，他们都吃的很多，因为他们知道，回家他们饭很少。现在呢，他们吃得好，住得好，身体更健康，活得长，他们的家也好，所以总得来说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FT中文网：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释一个名词叫“中国奇迹”。在您看来，这个“奇迹”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Stephen Orlins：对是，的确是个奇迹。有很多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怎么说呢，是中国的基础很差。78年文化革命刚结束，有很多的比较容易处理的事情。就是因为你10年，什么都很乱，一旦不乱了的话，就会慢慢好。就是说，当时底子很薄。

邓小平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如果你能让中国人的承包思想得到释放，你就可以取得很大进步。把国营经济发展成私营企业，你就可以发展经济。78年，79年开始的是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候是开始。让中国人成为承包人。那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做了些好事，也做了些不太好的事。毛泽东在教育方面有很大失误，但他最大成就就是推广了妇女教育。你们让妇女接受了基础教育。得以让中国培养了很多女性半技能性劳动力，这实际上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俗话说妇女能撑半边天。你们让女性得到了教育。你到福建广州去，看到妇女在那工作。因为她们受过足够教育，可以胜任那里的工作。FT中文网：很难断言与中国的民主会发展成美国式的民主还是新加坡式的民主？Stephen Orlins：美国的民主的历史是跟英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你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跟美国英国完全不同，实际上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会向美国学习？不太可能——不可能。你需要了解，美国1776年的革命是为什么，那些人到美国是为什么？有的是是追求宗教自由，有的是追求民主，这跟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完全不一样。FT中文网：您认为中共的领导是支持“中国奇迹”关键因素吗？Stephen Orlins：领导人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中国人的儒家传统，家庭注重教育观念等等。不能说中共领导是最重要的因素，领导们的支持也确是重要因素，等领导人做出决定，再积极等着正确决定。FT中文网：您认为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在今后会碰到怎样的问题呢？

答：环境将是个主要问题，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全球变暖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需要领导人解决。

解决腐败问题也极其关键。腐败是共产党的癌症。现在怎么处理腐败问题？在美国，我们怎么处理呢？依靠自由媒体。因为你要政府去调查政府自身，这不容易。可是如果你有一个自由的行业（媒体行业）一直调查，就可行。在美国，实际上是媒体处理了腐败的问题。这是几百年的历史，你看美国的宪法，保证政府不能控制媒体，我们叫“媒体自由”，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不要政府压迫人民。现在在中国，他们认为，这个办法风险太大，我认为风险不大，如果不做的话风险更大。

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政府必须继续快速发展经济，但是有环境保护的政策，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会不会有更多人失业？如果有更多人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想不到怎么处理。

中国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很清楚。但该怎么处理，看得出他们的看法不一致。FT中文网：中国或许有可能认为要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是必须的。是这样吗？

Stephen Orlins：如果到最后，你不能正常喝水，空气没法呼吸，经济发展再快也没用。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污染很严重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空气也遭到污染，二氧化碳排放超标量世界最高。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你们该怎么处理好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不知道。

我有的是美国的经验。你知道，当然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中国的领导层了解这些，他们正在着力解决。只是这个体制需要改变，你知道，官员提拔的体制。比如现在，县长、省长，如果他们让经济快速发展，他们就能得到好处，就升官了，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重视这对环境的影响。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这个系统需要改。

可是你怎么去考量，也不容易。用绿色GDP呢, 也有问题。这个省，经济发展GDP是14%，但是绿色GDP是8%。他们好像以前试过了，在两年以前，可是现在好像不怎么用了。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如果某一省或县的经济发展很快，那下面的干部腐败的机会就多。腐败和这些问题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腐败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最大。

：那对待这个癌症，谁适合动这个手术刀？

：领导。他们必须做。因为如果癌积蓄，肌体就会越来越弱，最后这个病人只好死亡。所以，他们必须动手术。当然手术很难，也有风险。

：所以必须像三十年前一样，中国人必须还寄希望一个开明的领导，是这样吗？

：和现在相比，三十年的中国的领导系统不一样。三十年前，一个人说话算数，邓小平说，就这样了，就做。现在，有“民主”了，呵呵，需要很多人同意，才能做。

：您认为中国按照改革开放的路线发展下去，未来会怎样呢？

：中国人将变得更富有，更健康，受教育程度也更高，这些是好的方面。但同时，我也担心中国的污染将更严重，这是不好的方面。我认为慢慢的，中国社会将走向民主。我说是慢慢的，可能是几十年以后，不会是明年。现在共产党内民主化的程度也在提高，已经扩大到了农村，他们自己选举他们的领导。变化很慢很慢，但是社会会慢慢走向民主。但我不认为会出现美国式的两党制。或许会有一天，但是不太可能在我有生之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Stephen Orlins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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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