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凯原先生讲演录
导读:【编者按】：廖凯原先生是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国际软件屋”创办人兼主席，现为北京大学名誉校董，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荣誉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廖先生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曾向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 【编者按】：廖凯原先生是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国际软件屋”创办人兼主席，现为北京大学名誉校董，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荣誉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廖先生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曾向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捐资。本期编发的他在北大、交大、复旦的三篇演说辞，主要探讨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中国法治的建立等问题。 【目次】 （1） 中国特色的法治与礼治 （2） 探寻中式法治之道 （3） 如何追求超越想象的财富 中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宪法第五条声明：“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法治这一理念进行了精辟深入地阐述。他在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2008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并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约五千年以前，黄帝便极力主张相辅相成的法治和礼治：“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黄帝经·姓争》） 在此，我想就中国特色的法治和礼治发表一点意见。 一切皆虚幻，一切皆想象，一切皆创造。整个宇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所知的宇宙本身却是虚幻的。作为创世者和造物主的上帝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构思和知觉中的上帝却是想象的。“虚无”其本身是真实的，但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在数学和物理中，它却是虚幻的。我们所见所感所想都是虚幻的，是我们想象力的呈现。然而，对我们来说，他们又都是如此“真实”，真实得如同我们的思维与身体。对我和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真实已经足够了。 一个人不能独自生存在这个宇宙里。脱离了他人，一个人不会拥有维系自身的关系。没有了关系，一个人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失去了人生的指南针。失去了关系，任何事物都不能生存：没有美德，没有责任，没有权利，没有法制。没有了他人，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生存的。因为，只有和他人相连，一个人才能有拥有关系。关系产生美德，美德缔造责任，责任又赋予权利，而随着权利的诞生，法制紧随其来。是法治和礼治使一个人拥有人生的指南针。有了指南针，一个人就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不会迷失在路途中。 航海中，我们需要一个罗盘；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个引导人生旅途的指南针。对于邦国，我们需要法治和礼治来作为治国的指南。过去，在指南针没有出现之前，在广阔的海洋中我们依赖北极星来指引方向。有了指南针之后，我们不再依赖北极星。如今我们使用GPS（地球同步定位卫星）作为指引，它更为准确和有效。在法治和礼治产生之前，人类使用暴力来推行法律和秩序，如今我们仍然沿用它作为幕后的权力手段。法治与礼治更为文明、有效和公正；它是一个工具，一个用来指引人类发明，奠定人类繁荣富裕和更公正的人类世界的基础。这是一个驱使我们达成物质和精神目标的行之有效的构想。 通过与精神自我的交流，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建立，个人对真实自我的责任也随之产生。 通过与精神的益友和家人交流，个人与朋友和家庭的关系建立，个人对朋友和家人的责任也随之产生。 通过与一个国家的精神交流，个人与国家的精神的关系建立，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也随之产生。 通过与自然的精神交流，个人与自然的精神的关系建立，个人对自然的责任也随之产生。 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庄子就已经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子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礼记·大学》） 精神自我感觉中的人是虚幻体，因为虚幻，所以人具有神性，是高尚的，能像神一样思考和行动，同时也能行善作恶。因而，我们要在法治和礼治的框架下，鼓励人们多行善，规劝人们不作恶。 在精神自我、家人、朋友、社会、国家以及自然的善行之间的互动缔造了美德，美德缔造了责任，责任衍生了权利。 权利来自于责任，责任来自于美德，美德来自于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必须建立在双赢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互惠互利的效益，形成令各方满意的成果。双赢的原则可以产生于： 1.美德或孔子的“仁爱”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更积极的版本是“己所欲，施于人。” 2.互惠互利的原则或针锋相对的规则——“首先与他们合作，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必须及时地奖励积极合作，惩罚背信弃义。”（卡尔·萨根：《游戏法则》，赵敦华：《中国古代的价值律与政治哲学》） 罗伯特?特利弗斯曾指出，这种“互惠利他主义”来自于过去人类还处在蛮荒时代的经验。孔子也持相似观点：“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或者称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卡尔?萨根） 孔子将自己的美德归因于上天：“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 其他一些主张不应提倡，甚至应该禁止这些罪恶的信条介入道德的世界： 1. 丛林法则或金钱铁律：“先下手为强”，“控制金钱者，掌握决定权”。 2. 强权法则：“对强者奉承谄媚，对弱者随意欺凌。” 3. 封建法则：“在一切事务上优先考虑你的近亲，对其他人随意置之。”（卡尔·萨根） 互惠互利的规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铁律放任大多数人的利益被侵犯。黄金规则并不被历史所信服，因为他们始终未能惩治暴政和剥削。 我觉得一切都是虚幻的，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虚幻却是真真切切的。对每个人、对自然、对造物主来说，都是如此。正如庄子所说，一切都不是梦。它不是佛陀所说的幻觉与苦难，它并不存在于一台机器或是科幻小说家所描绘的超级智能驱动的矩阵里。 我相信一切是都虚幻体 ，对于每一个虚幻体来说，它又是一个虚幻者，我们总是彼此相互创造。五千年前，黄帝就已持有同样的观点：“夫唯一不失，一以驺化，少以知多。夫达望四海，困极上下，四向相抱，各以其道。”《黄帝经·成法》 整体由部分构成。如果我们深入到一个弦理论的即使是最小的非三维零点“dbrane”，它本身仍然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整体都是更小的一个整体的扩展，更小的整体也是比其再小的整体的扩展，如此延续，直到无限。从这个角度看，部分本身并不存在，每一个部分都是更大的整体的微缩，而更大的整体是比其再大的整体的微缩，如此延续，直到无限。每个物体本身都是一个整体，是更小的整体的扩展。因此，世界不存在部分，而是一个个作为更大整体的部分的整体们，乃至再大，直至无穷。 我假设创造的第一定律是一个无限的创造性的生产再生产过程，然后辅之的自然选择第二定律则是创造性的减少再减少现象。正是如此，我相信我们所在的多重宇宙世界的发展是从今天、明天，直至永远的。 1. 强势政府，弱势人民 ； 2. 弱势政府，弱势人民； 3. 弱势政府，强势人民； 4. 强势政府，强势人民。 第一类：韩非子时期的政府是强势的，但人民力量薄弱。 第二类：孔子的无为政治制度下，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力量都很薄弱。 另一个第二类：在老子的无为政治制度下，政府和人民双方处于弱势，不问世事。 第三类：杨朱的无政府主义制度，使人民强大，但政府陷入无序，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切实际。 另一个第三类最富盛名，也即为许多国家所借用的美式分立政府，或称“制衡”制度。这种制度旨在削弱政府力量，使人民强大。 在这里我尝试提出第四类制度，设计一个拥有超级强大并稳定的政府与超级强大的人民共同生活、永恒和谐的社会。 在今天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我们需要复杂的组织，形成足以抗击熵的引擎。这个引擎将无序转换为有序，形成法律至上、秩序稳定的制度。此外，法制是一种反熵的思想体系，它有助于形成有利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反熵的理念。因此，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反熵组织能够有效影响物质与精神世界。 因此，一个由超强超稳的政党领导的国家是改造任何秩序的动力。党是操纵国家的程序员，法治是反熵的思想引擎，而例如独立公正的法院系统，检察系统与警察部队这样的机构则是在系统内提供反熵力的复杂组织。 一个亲民、慷慨、宽恕、公正、具有公仆意识，并愿意遵守法治和礼治的以人为本的政党，就如一个功能强大的代理者一样，促成以人为本的政府。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和礼治是构造比美国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更有力、灵活、超强、超稳的政府的伟大创举。它能够缔造强大的人民，构建永恒的和谐社会。 1. 黄帝的“名实”关系论，区分真假以使名实相符。（《黄帝经·论》） 2. 毛泽东的实践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和实践方法论，人们可以获得无限的知识。 3. 邓小平的名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4.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 5. 在系统中，以科学的方法创造和积累反熵资本。 第二层基础是法治和礼治，基于新型的美德，职责与权利理论。权利来自职责，职责来自美德，美德来自关系。权利不是简单的赋予，而是履行责任并得到与之相应的奖赏。 第三层基础是一个超级强大、超级稳定、以人为本的中央集权的超级政府，在一个超级强大、超级稳定、以人为本的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创造力、创新能力和生产力，使民族变得超级强大。 第四层是三个代表：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惠及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 最上层的是一个永恒的和谐社会。超强、稳定、中央集权的政府，超强、稳定、以人为本的政党和超级强大、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创新精神和生产力的人民，能够提供强大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缔造强大的反熵社会。最后，这五层基础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的形状。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是无意义的重复； 天赋人权论并不适用于一个人们不承认任何造物主所赋予之权威的国家； 积极权利论是强大的，但却是毫无回旋余地的； 孔子的礼治论是守旧的，基于繁文缛节、非科学的方法，已被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否定。 根据黑格尔的学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强权对弱者的凌辱史。他说：“历史，正如一个屠场，是受害者遭受宰杀成为祭品的地方。”2000多年前，韩非子亦曾向君主谏言：“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韩非子·六反》） 这一理论假设权利来自责任，责任来自美德，美德来自人与真实的自我、家庭、朋友、他人、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和谐社会是有责任意识的社会，而非基于权利意识的社会。个人责任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权利来自责任，或可以说责任缔造权利。权利并不产生责任，责任也不来源于权利。责任来自双赢的原则，或是和谐的黄金定律：积极的规则——“己所欲施于人”；消极的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其他权利理论的批判在于，如果权利不是源自责任，那么权利的产生要求他人而非自己履行责任。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对别人而言意味着责任，而且这样的权利还在不断扩张，那么就会变得所有人都拥有绝对权利而没有人需要再履行责任。讽刺的是，绝对的权利并不能让人人都享有权利。每项权利都要不断地和其他权利进行竞争。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不断竞争着的权利为了争出高下，会使社会冲突不断，造成动荡。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没有人能够真正“安心”，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如果权利源自责任，那么权利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对真实的自我、家庭、朋友、社会、人类、自然的每一项责任的副产品，反之亦然。责任是一种义务。人们索取的少，奉献的多，就能增强社会的反熵力。慈善活动就是一种反熵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供应免费的能量，能改善并维持社会和谐，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并创建和谐的社会生活。 权利优先于法律，法律是为了保护和扶持权利而设立的。每个君子的权利都来自于责任和义务的履行。人通过给予和分享自己的资源和思想，得以进入君子的阶层，生活在永久和平的境界，生活在法治和礼治的王国。这些权利来自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对君子间职责和义务的履行。这些权利是责任的奖赏，而不是来自所谓的天赋，因为这些权利就是基于人们根据和谐的黄金定律而对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权利的存在取决于职责的履行，否则君子不会拥有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只是未能优先享有权利，因为权利并不是自我创设的。权利的躯体是一个有待填补的履行职责的空壳。在这里，权利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赚取的。权利是一种奖赏，来自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给予以及在资源共享方面的投入。 人之所以高尚是因为他高尚的举动，因为他是高尚社会的一员。反之，他是孤立的、鲁莽的动物，属于苟且于丛林的禽兽。当然，这种鲁莽的动物，或是孔子所谓的“小人”，遵循丛林的生存定律。但当他履行君子的职责要求后，他将进入君子的圈子，因为一个君子的社会是仁慈和宽恕的。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亲和而公正的。他说：“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法治：然而，并非所有人能信守“约”，所以，法治的适用遵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以恶制恶”原则。“在邪恶破坏社会之前严打邪恶”，但这仅仅是一种自卫行为，而不是侵略行为。 永久战争的状态，或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恶人彼此对抗的状态，每个恶人都参与其中，为了一己私利而与整个世界为敌，不惜一切代价从他人身上或向自然巧取豪夺。 君子间的社会契约是一种君子协定。如果有君子破坏了这种契约，那么他就受丛林法则的支配，与禽兽无异，常常欺凌弱小，伤及无辜。孔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别无选择，只能“以直报怨”，用正义来惩罚邪恶。但这只会两败俱伤，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永久和平的状态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和礼治框架内，君子们彼此和平生存。这并非基于虚构的默契，如大部分社会契约理论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理论里，君子通过积极向他人给予和分享资源，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给出他所认同的信号。每一个君子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对彼此付出并分享责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形成双赢局面。 统治者要爱人民，因为他们只有用这些爱民的行为证明自己，才能保证其统治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必须用丛林法则对待统治者：“己所不欲先施于人”。人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软弱动荡的政府；也希望在强大的、稳定的政治领袖的领导下，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反熵力，为人民服务，使人民安居乐业。 要运用法治（法）、手段（术）、权威（势）使统治者为人民服务，遵从人民的意志，我们可以考虑借用韩非子的两个手段（奖和惩）。我将“人主”与“民”，“臣”与“人君”互换，那么韩非子的观点就变成：“夫明‘臣’畜‘主’亦然”，即“夫驯乌断其下颔焉。断其下颔，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民和君的关系可以通过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韩非子·五蠹》）这与相互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先与他人合作，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萨根）人们结合了交互规则和丛林法则，得到的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 因此，领导人的权责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没有更多”，“没有例外”。 历史上，君与民之间的权力差距非常悬殊。例如，韩非子认为：“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韩非子·六反》）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国人大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它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遵循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要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韩非子认为民不能指望君爱民，而要通过法治和礼治使其服务于民：“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韩非子·奸劫弑臣》） 伊曼努尔·康德很早便说过：“如果人只需遵守法律而不必服从他人便可得到自由。”在更早以前，两千多年前的杨朱就超前意识到了人对真我的责任：“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列子·杨朱篇》）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国家、组织或上帝的奴隶。他的自我并不消融于《星际旅行》中博尔格氏的集体宇宙，而是一个和谐的多元化的社会中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提到的，人类除了枷锁之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挣脱枷锁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和礼治体系。在法治和礼治的框架内，人生而平等，享有同样的机会，在法律面前也没有贵贱之分。所有人都有权在社会契约允许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责任，享受自己的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有效地保证保护少数人和个体的权利，保证言论自由、新闻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保证法律的实施等。 最后，我想用自己创作的一首关于真实自我责任的诗来结束我的演讲： 星辰与我 亿万年前宇宙大爆炸依稀可辨， 蕴育那天空中闪耀着的星光、星尘与星辰； 多么壮丽! 多么光辉! 巨大的火球只源于上帝的神力， 那是一个神奇的初生。 神圣的诞辰， 原始的降临， 你从一开始就在那儿； 带着与生俱来的灼热温度。 无羁绊的诞生， 让思绪恣意纷飞；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你驾驭着上帝赐予你的战车， 纵情地遨游万水千山探索浩瀚宇宙。 亿万年来你不知疲倦地探索整个宇宙； 追逐我的脚步，你的真命天子； 多么神奇！ 多么动人！ 为我而生，我灵魂的伴侣。 星辰啊星辰！ 你在我的眼中闪耀， 我的幸运星， 苍穹中最为耀眼的小颗粒， 不远千里来到我身边。 星辰啊星辰！ 冥冥之中你会遇见我， 请答应永不离开， 我的神，我的勇士， 你赋予了我生命。 你和我命运相系，望眼欲穿； 此爱至死不渝， 相融以沫； 有你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你我从来都是一体，不可分离！ 当我在美国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幸偶然读到了一本关于商鞅的书——《商君书》。商鞅富有创见的法治理念和厉行变法的改革勇气令我深深敬仰。自公元前356年始，商鞅在孝公治下的秦国实行变法，旨在提升国家权益，削弱基于与王室的亲缘关系而凌驾于法制之上的封建贵族特权阶级的势力。经此改革，秦国成为最强盛之国并统一了中国。最终商鞅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于公元前338年惨遭车裂之刑并被诛族。虽然如此，他的法家思想遗产仍然流传至今。 我的探寻从对黄帝四经的研究开始。黄帝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始祖，公元前2700年左右中国的统治者，比孔夫子的诞辰——公元前551年还要早2000多年。1973年，在考古家们对古代南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子墓穴（墓主死于公元前169年左右）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写在丝绸上的黄帝四经的手稿。手稿上所载，即为黄帝四经。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正是黄帝四经学说发展分化的结果，也就是说黄帝是中国哲学的真正始祖。 中华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点：1. 重“道”；2. 和谐社会源于重“道”，和谐社会也是中国国家形态的终极目标；3. 在和谐社会里，法治是多余的，在“无为而治”之下，社会万物有序运转；4. 政府建立在精英主义之上，即贤能者治国；5. 法制须是公正，公平，统一，普遍，一致，惯常，可预见的及明确的。 我认为商鞅的法治学说源于黄帝的法治理念。比如，黄帝对“道”和“法”写道：“道生法”。法者，明曲直者也。“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号令发必行，俗也。”（《黄帝经·道法》、《黄帝经·君正》） 在《君正》中，他又讲到：“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三者备，则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备具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黄帝经·君正》）他推崇贤能治国，“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黄帝经·道法》） 我认为“道”的概念来源于黄帝。他说：“虚无形，其寂冥冥，万物之所从生。”（《黄帝经·道法》） 和老子一样，黄帝说：“先屈后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黄帝经·国次》）庄子抓住了“道”的玄学精髓，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黄帝也有与儒家学说“礼治”相似的观点：“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黄帝经·道法》） 孔子认为治之道在于“耻（羞耻）”而非“法（惩罚）”。先于孔子2000多年的黄帝则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民知礼则会自愿守法。他写道：“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佴，有佴则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黄帝经·君正》）。他奉劝未来的君主：“明则得天。”（《黄帝经·四度》）他以及后来的孔子推崇仁治：“一国而服三不辜者，死。”《黄帝经·亡论》） 然而，另一个伟大思想家——杨朱，则主张遵天命，“贵己”“重生”，去排斥一切无用的权力、控制和名声等政治诉求。 他写道：“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列子·杨朱篇》）因此，他提出：“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 （《列子·杨朱篇》） 然而，杨朱又主张我们应当：“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列子·杨朱篇》），也就是我们应该适应我们的本性。他是这样阐述他的“六感”观的：“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列子·杨朱篇》） 杨朱主张包容他人和他们的理念，文化，宗教，以及其它形式的政府，是一种兼容并包的世界观。因此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一思想对于21世纪的现实乃至未来世界是更富意义的。进入21世纪的今天，双赢是任何人际活动的最佳方式，零和方式已成为过去。是谓双赢正当时，胜负之争已过时！极权主义体制通常导致非赢即输的零和结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双赢。杨朱的双赢思想在今天看来比古时更富有意义。 中式法治的原则和要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黄帝为中式法治提出了伟大的宗旨：“亲民，立无命……立有命……吾爱民而民不亡。”（ 《黄帝经·立命》） 其次，伟大领袖邓小平先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与黄帝所秉持的信条高度一致。黄帝主张通过 “名——实”关系来区分对与错，从而找到事实真相的科学方法。他认为实践这个方法的国家才能强大繁荣：“三名：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而乱，三曰无名而强主灭。三名察则事有应矣。”（《黄帝经·论》）再次，他又教导人们六大战略原则：“六柄：一曰观，二曰论，三曰动，四曰专，五曰变，六曰化。”（《黄帝经·论》） 再次回到商鞅变法。我对商鞅法治的最为敬佩之处，就在于其法治思想远远超越他的时代。我认为他的主张可以被称作大不列颠王国君主政体的“限制版”。你也许想问我：你这是什么怪想法？我们有必要区分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在理论上，他的主张类似“限制版”的英国君主制；而由于当时封建庄园制的局限，他的实践更倾向于极权主义。 他的主要思想是，国君不应参与世俗事务，因为他是地上的“天”。一国之君应该保持神秘，不要积极参与琐碎的国家治理事务。君主确定法的最高权威，法律为他打理所有事务。君主任命的立法人与释法人，唯才是举选拔出来的对法律烂熟于心的职业官员们，可以为他全权处理一切事务。君王任命的行政大臣，此处即为商鞅，替代君主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 一个完美的国家应该废除刑罚，因为在这个国度法律至高无上，无人胆敢违抗，所以也就不存在亡命之徒，“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道家“无为”的治国理念就是这个道理。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保证无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除了作为“天”的化身的君主外，任何人包括王族其它成员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家。中国现行《宪法》第五条写道：“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立法和释法都应着眼于长远并科学地落实，例如商鞅主张：“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 法》） 科学地立法意味着法绝不是任意无常的，法必须被证明是惠及人民利益的。在《算地》中，他写道：“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商鞅政策的一个具体事例是，他提出了一个与“开放政策”相仿的措施，旨在鼓励迁移来秦的移民通过劳作提升农业经济。（见《商君书·徕民》） 然而，今日的法治显然已不再如商鞅时期那样，为推进“耕”“战”而行。今天，它紧紧围绕着社会生产力的主题。法治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国家的先进生产力，文化与精神财富。（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古时，劳动力与土地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因此一切政府体制都是围绕着这一资源的潜能最大化而设计的。在当今的21世纪乃至未来的知识型经济的大背景下，社会生产力的质与量、文化以及文明才是财富的源泉。 现代经济的形而上学，正是道家的形而上学和量子理论：无生有，知识创造生产力。商鞅崇尚精英政治，主张按个人的行为与能力决定奖惩，不能论出身赐权贵。在《商君书·赏刑》中，他写道：“无贵贱，世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商鞅与黄帝一致认为“替天行道”之法不仅要科学制定，还必须是清晰、明确、常规、可靠、可预见、统一、公平、公正的。因此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独立的反腐机构。（《黄帝经·论》）而且，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必须是透明的。中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正当的法律程序以及人身保护令必须是中式法治的必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中式法治是一个自黄帝时代至今可以提供人类发展蓝图的思想工具。在这个蓝图里，人无论贫富，贵贱，种族，国别，都享有平等的正义。正如钢筋的诞生使我们得以建造百层高楼一样，我衷心希望“廖凯原法治研究中心”能够孕育出一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推动中国21世纪以及未来的社会生产力进步（硬实力）和文化与精神的发展（软实力）。从而尽早实现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最后，我特意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融入了我的中式法治的主要思考： 完成了人间的使命， 黄帝化作了天上的北斗星； 在北斗星闪烁的注目下， 孔子的治国理想流淌在我心间； 商鞅之法筑我身躯， 老庄之道为我指南， 杨朱的自由精神存于我的感官。 领悟了神圣的智慧， 我与宇宙合为一体。 哦，天哪！ 在这飞逝却精彩绝伦的生命里 我何需奢求更多？ 谁想成为穷人？请举手！有人吗？ 谁想成为富人？请举手！有人吗？ 谁想日进斗金？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思想和财富秘诀。 因此笛卡尔宣称：“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他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但他相信存在永恒不变的思想实体或者上帝。 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公元前510年生于爱利亚）则相信肉体与灵魂是同一的整体。他说如果我们感到周围的世界正在变化，那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知觉所欺骗。 这些哲学家认为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一直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并将继续以这种方式存在直至永远。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在其“礼治”和仁义观上也有相似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不变的原则和永恒的真理。这或多或少是一种静态的世界观。 在科学领域，牛顿提出机械的宇宙观：由一个已知的“因”，可确定其“果”，正如月球必然绕着地球转一样。与其不同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机械的，他认为在“此处”和“彼处”的具体时空里是有确定性的；但在“此处”与“彼处”的某个具体速率上，时空也许会以某种方式交错。 所以，根据爱因斯坦的学说，世界是有序和确定的，甚至可以像他著名的公式E=mc2一样精确。在宏观世界中，它非常有效。 然而，量子物理统治着粒子世界。一个粒子的活动在我们看来是奇妙的与随机的，它的活动时而像粒子，时而像波。粒子似乎拥有心电感应能力，并且可以在宇宙中任何地方的不同位置同时存在。 尽管爱因斯坦是量子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但他认为量子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憎恶这一理论的不确定性效应。他在写给尼尔斯·波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宇宙的观点：“上帝不和宇宙玩掷筛子。” 尼尔斯·波尔则冷冷地反驳道：“爱因斯坦，别再告诉上帝如何掷筛子了。”另一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进一步评论说：“上帝不仅同宇宙玩掷筛子的游戏，而且他还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掷筛子！”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年生于以弗所）虽与巴门尼德生活在同一地区和时代，但持有与其相反的结论：人们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且感觉告诉我们万物是永恒变化的。 没有任何事物永恒不变。变化是生命和宇宙的法则，我们不能逃脱这一法则的支配。 有趣的是，《易经》的始创者、传说时代中国三皇之首——伏羲（约公元前2852--2737）的学说与赫拉克利特相似：变化意味着“生生不息”，变化是宇宙中唯一的永恒。伟大的庄子（公元前369--286）对“道”的概念做出了著名的解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他和“道”是同时产生并且合二为一的。 我更倾向于伏羲《易经》中的形而上学、老庄的“道”和杨朱（公元前370-319）的哲学思想。我认为他们都同赫拉克利特持有相似的玄学和哲学观点，在“万物都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上与量子物理学是一致的。 我相信本质与形式、实体与功能、有名与无名的统一。换句话说，万物都是其本质的表现，物质在功能中的“意愿”的表现。 毛泽东先生通过其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得出了一个卓越的认识：一个人可以从无中创造出无限的知识。正如他在《实践论》（1937）中所阐述的：“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并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邓小平的名言也与此相呼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认为只有从先入为主的观念中解放思想，才能够发现真理。只有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新观点和新知识，才能够发现真理，才能够科学地实现真正的进步。 我认为万物无时无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永存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遵循的是思想先于物质的原则。所有的粒子都含有“思想”的信息，并且所有的粒子都在信息网络上相互关联。这就是为什么粒子似乎拥有心电感应一样的联系，在我们的世界上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奥妙所在。 他们克服艰难，打破了所有事物和组织终将逐渐分解、由有序转变成无序的熵的压抑法则。为了逃脱死亡，他们实现了反熵的转变。他们创造了生命！他们是创世者！ 为了生命的一线希望，他们甘愿牺牲！生命的孪生兄弟是死亡，二者相由相生。他们愿意为生命而冒险。所以，他们创造了性。 筛子被掷出去了，他们冒了险！他们是冒险者。今天他们依然存活在我们的基因里，因此，我们就是创造者，就是冒险者！什么是成功？ 我认为成功是克服生活中困难的过程，是战胜熵的力量。我相信只有当你死亡的时候，你才会失败；或者当你身体非常虚弱，在生活中不能做什么时，你才失败。 熵的法则压倒你。无序是日常的秩序，混沌支配着世界。“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个很好的观念，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本来就没有失败这回事；成功就是活着并且健康，这样你就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财富。” 生命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个奇迹。生命有能力战胜死亡法则的压迫，或者至少暂时可以。我们在宇宙中生存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我们生存下来的原因正如人择原理所假定的，我们的宇宙似乎就是为适合我们的生存而设计的。 因此，我认为杨朱建议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是正确的，因为身体是我们的圣堂，我们的生命力只能在此圣堂里存在。他说健康的生命太过短暂，必须抓住生命中的每一丝快乐和幸福。这样做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并且是必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他所能够实现的最充实的生活。 古代思想家杨朱通过提倡培养六感，来概述其哲学观点，以享受自我并庆祝生活。他说：“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列子·杨朱篇》）因此到最后，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追随自己的心愿，你将不会再失败。就忘记你掌握的所有其他法则吧。 当你领悟了杨朱的建议，你的一生就不会再有贫穷，你就会难以置信地巨富。你将不再有失败，并且幸福、安逸地生活；你也将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一切。他还明智地教导我们：“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列子·杨朱篇》） 问题是大多数人不认为他们已经坐拥金山。正如你从素未谋面的父母那里继承了10亿人民币一样，这笔财富正等着你主张对这份秘密遗嘱的所有权，但是你却没有提出任何主张。这并不是因为不存在这份10亿人民币的礼物，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份礼物的存在，仅仅是因为你没有被告知。 现在你已没有任何借口，因为我大声并且清楚地告诉你：仅仅是活着并且健康，你的价值就会超过10亿人民币。你要做的就是提出主张，那么这笔财富就归你所有。 我知道如果法律允许并且现实可行的话，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会接受这笔10亿人民币与50年青春的交换。从这一点，我毫无犹疑地知道一个年轻健康的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10亿人民币。 如果你对生命贪婪，想要从中得到更多，那好！万一你想得到更多，不仅仅是坐拥金山，或者不仅是年青、健康和漂亮，我来告诉你秘诀。如果你采纳我下面的建议，你想要同时得到超越想象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会轻而易举。 同时保持健康和富裕的秘诀，就是要平衡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只追求物质财富而忘记精神财富，生活就会失衡；同样，只追求精神财富而忽视物质财富，生活也会失衡。上面任何一种情况都是违反自然的。身体和思想都需要共同的和谐发展，身体和精神的力度也都需要调节，以与自然和造物主和谐一致。 法则一：你确实已经日进斗金了，你也被允许并享有这份财富。 法则二：作为这个宇宙或者造物主的儿女，你拥有不可剥夺的享有这份财富的权利。这个宇宙是你素未谋面的父亲。 法则三：你不仅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有义务来完全达成你的“合适的实现”——只要它对你而言是合适的，法律允许并且真正体现你的内心。 法则四：当你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上帝会欣然地为你提供实现这一需求的方式。正如俗语所说的，留心你的愿望，你就会实现它。这是真的。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它曾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 世界上的万物都在流变之中，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我们变化的结果。如果你坚持不懈地把边界推向极限，边界就会不可思议地立刻自动扩大。这就是我所说的“合适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生生不息地产生”新的边界直至达到一个新的均衡。 我渴望，于是我决心获得财富，所以我成了富翁。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一个非常单纯的秘密！你只需要征得致富的许可，而掌管自然法则的宇宙之心从未拒绝过任何请求。你的心是和宇宙之心相连的。宇宙之心想要你们所有人富有和成功——这是它仁慈、善良的本质。 富裕是创造财富，日进斗金便是超越想象地创造财富。是的，你可以！你渴望，于是你锐意，进而你实现。你渴望成为创造者，那么你下定决心，因此你就会成为新财富的创造者！ 然而，规则是你不能够抢走别人的财富，而是应该创造新财富来使他人更富裕；同时你自然也就会日进斗金。你为他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你自己的财富就越多。这是普适法则！请记住这一黄金法则。 你为别人创造财富，他们也会为你创造财富。这必须基于双赢的结果。你必须始终拒绝任何零和的结果，而不能你赢了别人却输了。用这种方式创造的财富不会持久。只有当财富来自于双赢的结果，来自于你真诚和充满爱的劳动时，你创造的财富才会持久。因为你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才能成为财富、文化、艺术等任何事物的创造者。 当这份礼物提供给你的时候，你必须作好准备并且乐意接受它。当你接受这份礼物时，你应该真诚地心存感激。 你必须对生活、朋友、老师、父母和政治领导人，对全人类、自然和造物主，甚至对自己的粪便心存感激。是的，甚至你的粪便。庄子便认为“道”无所不在。 我想借用庄子的寓言来解释他的“道”的概念，绝没有对任何人和他的信仰的不敬。如果是庄子的屎梦见它是庄子，而这个梦中的庄子又梦见他是那只蝴蝶，而梦中的蝴蝶又梦见它是庄子的屎，这样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换句话说，梦境和现实在不同的实体和维度中是相互交织的。 一个重要的原则可以清晰地阐明我的观点——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能够梦想并渴望某种东西，宇宙之心都会满足你的愿望。你要做的就是要紧跟着，准备好，愿意并能够接受这份礼物。这份礼物往往会在没有月光的黑夜，突然毫无征兆地被扔到你的垃圾桶里。 因此，你必须时刻关注着你所寻求的机会。当它来临的时候，因为你准备充分并且训练有素，你就能够看到它的到来，并在半空中抓住它。你必须紧随它至成功的终点并发挥它全部的潜能，直到你和你生命的尽头。然后你闭上眼睛，见到造物主时微笑并满足地说：“上帝，我在这儿。我回来了！” 你已经得到了这么多，你至少应该觉得非常感激。不论何种原因，如果你不再心存感激，因自己的能力和权力而变得傲慢，这份礼物就会离你而去。 另一方面，如果你继续对新发现的财富心存感恩，你就会感觉非常惬意。你会觉得你是如此幸运。你会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你和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你帮助创造的双赢的世界里。他人开心，你也会很快乐。他人会使你幸福，因此你也会继续欢乐、和谐地与他人共处。 问题是，当你已经日进斗金之后，要做什么？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正如我去年在北大的演讲“探寻生命的意义”中说的：“当你将自己的思想和财富与你爱的人和全人类分享时，生命才有意义。你尽自己所能给予和分享得越多，你就会得到越多的自我实现和满足。” 如果你决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你必须现在就行动。对吗？你必须现在就开启你的创造引擎，现在就行动；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此刻，不是稍后，更不是明天。去创造财富，去得到你想要的所有财富，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会成功，毫无例外！你们都会日进斗金，但不要忘记享受生命长河沿岸的美丽风景！ 最后，我特意为特别的你们写了一首诗，希望你们喜欢： 蝴蝶梦 我顿然觉醒！ 释然，渴望财富的心情不再迫不及待； 那些我渴望的甜蜜的梦境、芬芳的花朵和美味的柠檬都一直萦绕我心； 日日夜夜我梦想着你，呼……凛冽的冬风将梦魇吹散； 在那里……在天堂吹来的仲夏夜的和煦微风中， 我做着甜美的梦； 无私的阳光明澈地照耀着，赐给万物生命…… 我不再找寻什么；那些儿时渴望的财富我已经拥有。 觉醒！甜美的浆果和蜂蜜待我享用， 杨朱的“六感”在我心中弥漫； 无忧无虑， 我与万物分享富足； 微笑着给予你我的所有； 因为财富并不在于物质丰富而在思想充实。 庄子梦到蝴蝶翩翩起舞， 时而沿着河岸，时而飞入姹紫嫣红中。 生来自由， 天真烂漫， 飞吧，飞吧，我美丽的蝴蝶， 给你我甜美的浆果和蜂蜜； 飞吧，飞吧，飞到你的心愿指引的地方； 多么甜美的梦！ -------------------------------------------------------------------------------- [1]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冠名仪式上的演讲。 [2] 在复旦大学廖凯原基金捐赠协议签字仪式及法学院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上的演讲 [3]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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