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泛的“大部制改革”是舍本逐末

近日由于媒体披露中国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相关细节，民间对于此项改革的种种猜测与期待再次浮出水面。鉴于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很快就要召开，这是否预示着2008年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中央政府部门改革大动作，开始引发各种猜想。尤其是铁道部是否并入交通部、是否会有“大财政部”、“大能源部”等规划等，最为引起关注，因为这与经济、民生均息息相关。

但由于“大部制改革”并非新事，而是已有多年构想，所以此时追溯一下其历史历程也不无必要。以往的“大部制改革”举措无不祭出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政府由经济活动直接干预者变为中立仲裁者，以及精简政府结构、提高行政效率等等旗号。但说得乐观一些，直至今日中国仍还处在走向现代型政府的半山腰上。也多有学者指出，在政府规模方面，改革也一直未能走出精简之后再膨胀的怪圈。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应该把目标明确设定为政府职能转型，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的能力。“大部制”只应是这项改革的简称，而非以大为好，以大为美，其目的不应是合并，而是实现对政府行政管理与调控资源的更高效的配置。政府内部的机构调整并不必然改变政府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大部制改革”不能解决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也缺乏归责与纠正机制的问题，它就很难负起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重任，也难以避免“新瓶装旧酒”之讥。

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上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同政府机构职能上面的叠床架屋，各个部门之间的推诿与扯皮，或者争权夺利，即使按照过去的机构改革粘合在一起的部门，有的也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近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至倾向于一定的重商主义的思路，造成不同部门权力大小不一，与贸易相关的部门权力过大，而环保、教育、医疗等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的职权则相对较弱。就政府机构内部的机制而言，如果说完全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距离中国现实还太遥远的话，最起码的一些规则——包括决策与执行分离、有合理的监督机制，一个机构“自身不能成为自身的法官”——很多也还未变成现实。而且政府改革不仅没有实现“精兵简政”的目标，反而让官僚机构变得日益臃肿，官民比例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