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

作者:刘胜军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2012-11-8 11:04:00 点击数:
导读:着11月8日的临近,社会各界期盼重启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有“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表示要“…

着11月8日的临近,社会各界期盼重启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有“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9月29日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10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秋实”的署名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11月3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文呼吁:“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9月初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但每次都幸运地通过改革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史转折点: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代经济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实行浪漫主义路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到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文革浩劫,最终把中国经济与社会推向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拨乱反正”,使中国迅速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在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与股份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商品价格市场化、引进外资,都极大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次历史转折点: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动“南巡”,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羁绊,促使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市场经济的洪流终于冲突意识形态的堤坝而一发不可阻遏。随即,中国经济爆发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次历史转折点:90年代中期,刚战胜20%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三角债”愈演愈烈。到90年代末,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超过30%,事实上已经“技术性破产”。华裔学者章家敦2001年所著《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代表了当时弥漫的“中国悲观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朱镕基启动了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股份制改造、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并全面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实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退民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面前不堪一击的”悲观心理,中央政府仍拍板决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中国晚了十年)。事后看,这“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入世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不仅没有在入世后被打垮,反而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槃。可以说,90年代的全方位经济改革和2001年入世,成就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眼下,中国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几乎到了临界点”。

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必须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于低成本,而这种低成本又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例如对环境污染的漠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利率管制导致的资本成本低估等等。二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政府依然保留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如国企、土地出让金等)和行政审批权(如发改委、证监会的IPO审批制等)。最初,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发现这种模式是寻租的理想路径。于是,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深,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国进民退”等令人忧虑的现象。

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的5.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第二、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为当年GDP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第四、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虽然收场,但也警示人们,必须关注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危险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及时疏导和缓和社会矛盾,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有可能转化成破坏性力量。

10月16日的《求是》文章也三次引用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讲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已迎来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与前三次历史转折点相比,当下的挑战更为严峻:1978年改革可谓人心所向,几乎没有阻力,属于“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靠邓小平的远见和个人魅力一举攻克;90年代的全面改革和入世,是包括银行在内的国企全面亏损压力之下的背水一战。相比之下,眼下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国企和政府部门财务状况良好,缺乏推进改革的“体制内动力”;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庞大的利益集团迅速崛起,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力。对此,决策者须有清醒认知。

重启改革议程,进行清晰的“顶层设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不仅顺乎民意,更关系到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诚然,改革会遭遇既得利益的阻挠,也会存在风险。但我们已没有其他选择项。期待“十八大”成为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开启第四次历史转折点的契机,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打开体制的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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