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访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教授

   王泽鉴先生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卷本的著作被法学学人称之为民法学界的“天龙八部”，2009年王先生针对民法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作了修订，并授权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版大陆简体字版。此套书的再次引进当能给内地民法学者更多的借鉴和启示。由此我们采访了王泽鉴先生。

民法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访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教授

本报记者 赵国君 本报见习记者 李娜

　　《法制日报周末》：伯尔曼说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之间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学术描述制度并通过阐释而改造它。您一直在做阐释的工作，请问，您的实例教学法的思路来自何方？

　　王泽鉴：实例教学方法里不仅仅是案例，还包括根据民法学原理所设置和编制的一些东西，这确是有来由的。

　　从德国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台湾的法律研究还是存在教科书理论的程式上，所以我就把在德国所学习的这一套理论或学习的方法用在台湾的判决里面了。于是，我开始写民法的判例学说，第一本大概写了两三年，以后就大概两年写一本，所以就写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也是台湾民法的发展过程，这个书就是台湾民法发展史。

　　我是每一个判决写一篇文章。那时台湾“最高法院”在实务上只要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讨论，我就写一个判决，二十年来台湾有重要判决我都在评述它。评述的时候用了几个方法：法律的解释学、比较法、案例的比较研究方法等。

　　第一，当时台湾的判决理由也很简单，只有事实，但理由很简单，我就用比较法和解释学，让判决理由丰富起来，让判决的理论基础能够呈现出来。透过每一个判决就建立了一个民法的基本理论，这样民法就丰富起来了。

　　第二，要把许多判决组成一个法律的体系，为法律有一个构造的体系出来。而且就每一个判决，也希望能发现它的法律原则。虽然只有一个简单体系化，经过阐释，给它形成一个法律原则。慢慢就写了八本，刚好八本，也不是什么“天龙八部”，是因为二十几年了几乎没有间断地在写它。后来，因为我到台湾的“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做大法官，第一比较忙，另外自己在司法界工作，不好写判决，去评述它，因为身处其中。

　　这个工作还是很有影响的，改变了台湾很多写作的方法。在学术上来讲，也使很多老师开始研究台湾的判例，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判例的公布。一个国家法律的进步程度取决于它判例的公布制度、法律的公开、学者的关心。对法官来讲，判决的透明对老百姓来说是负责。对学者来讲，是有可参考的研究对象。

　　第三，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最为基本。判决的公布，使法律透明、有可预见性。比如律师要跟老百姓说一个案子，如果律师不知道这个案子，那律师只能用猜的方法讲，就不确定了。那我就告诉你说，现有这样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大概大多数法院会借鉴，所以就知道这个案子大概将来会怎么样，你就能明确告诉当事人将来行为、事件、法律的效果大概会如何。判决公布制度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事，但法治的发展、人民权利的保护也许都系于此。

　　目前内地在这方面慢慢在开展，如果有判决研究的话，或者很多人都在书写，就会建立一个判例的制度。所以有人说，法律就是一个身体，学说是神经，判例是肌肉、骨骼。骨骼不健康、肌肉不健全，没有神经来运作，那么身体不能动，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认识。在台湾或者在德国，每一个判决一公布，教授要评论，学校老师马上要讨论，而且考试就从这方面出题。那法院就会看看人家对我反应怎么样，然后写判决书就会更负责、更有责任感。人家给他一个评述后，他以后的判决就会更进步。我想整个法律生命社会法制因此而不同，内地现在正在往这方面走。

　　《法制日报周末》：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疑虑。传统意义上都知道大陆法系国家或者成文法国家在判例上没有所谓的遵循先例的制度，但是刚才您的解释是说如果有这样一种做法会增强氛围或者环境，这个有没有冲突？

　　王泽鉴：这是一个误会。判例法的意思是说法律主要来源于判决，它没有成文法。成文法也在慢慢增多，来补助判例法，但是其判例也不是有绝对拘束力，每个地方也不一样。英国拘束比较强一些，美国拘束弱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判例那样有拘束力。判例没有拘束力，最后的依据是在法律，由法律做基础使判例更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德国选择一些重要的案例公布，在台湾有判例和判决的区分。判例是有拘束力的，是由法院特别选出来的，判决公布的时候，学者批评的时候常常取决于学说对他的评价或讨论的情况，它也是在发展。

　　王泽鉴：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在学习的过程中都用判例做基础。但是你看在美国有一套书叫”cases and materials”，这是案例。还有一套叫“textbook”，不是案例，而是教科书型的，就跟我们内地一样这种理论的书。这种书的风格是受德国法的影响。将判例融入一个学说上的理论体系里面，去综合分析它的概念、体系。所以它有两套书。一套书是案例的个案分析比较，或问问题来思考；一套是教科书，在理论学说上来整理判例。这两套书都是并行的。

　　大陆法系的教科书一般有个法条或者法典，所以在叙述的时候就以法典的叙述体系作为基础，但是内容也都是案例的。德国的教科书全部是讲案例的。所谓教科书是根据法条对案例做体系上概念上的整理分析，而且对判例提出意见，指出法律发展的方向，所以整个教科书都是在讲判例。说大陆法系不重视案例是个误会。大陆法系也讲案例的诠释、案例的体系构成、案例的分类或对案例将来的发展。比如德国的学生记得都不是条文，而是案例的名称。

　　中国早期法典不完备，所以很多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讲理论。到今天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不重视法条的诠释，不重视法条的解释、适用。学生只知道理论是怎么样的，根本没有落实到法条的解释、适用上。这是目前内地法律教育需要加强的地方。法条分析的能力和法条适用的能力有待加强，而这个是整个法律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法制日报周末》：刚才您也提到了，两岸的民法交流已经跨越了早期法条的交流，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实例教学的民法大家来说，内地的案例对您来说是不是另外一个关注的区域？

　　王泽鉴：了解内地的案例有如下几个意义：一是内地有很多的案例，只不过这些案例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第二是这么大的国家肯定有很多丰富的案例，台湾地方太小，有许多案例根本没有。我们可以借鉴在内地发生的案例作为台湾讨论的对象。将来台湾的法学研究会借鉴内地发生的案例来补充这种不足；第三，台湾判决相对比较成熟，理由比较好，内地可以参考台湾的判决。所以将来两岸法律的交流就会不再谈“你怎么规定，我怎么规定”，而是应该交流同样的一个案子，在内地怎么解决，在台湾又怎么解决。如果内地的判决会有人去拿国外的判决、台湾的判决做比较，那么肯定会改观。

　　《法制日报周末》：乐观地说，在目前两岸政治表情松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显著的今天，民法的交流肯定会越来越好？

　　王泽鉴：是啊，民法是共同价值的体现，是人文价值、以人为本的价值的体现。你的可以用，我的也可以用，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有共同的价值理念。

　　《法制日报周末》：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民法是从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到现在，内地的起步受苏联的影响很深。两岸民法的最根本源头都受罗马法的影响，这种发展上的不对称会不会在两岸法律交流中出现不适应？

　　王泽鉴：苏联也受罗马法的影响。我们看有法律行为，有总则和分则的区别，这就表明法的基本思考的架构还是德国的。现在的发展为什么有这个基础，还是与那个时候有一定的关系。

　　我的感受是非常好。因为台湾比较精细，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好，内地在许多方面可以借鉴。内地在这几年来法律也齐备、教科书也不少，案例更多，所以在这个地方确实有互补的作用。两岸的交流不仅是法条，更是建立在案例的比较上，这个是两岸真正要交流的重点。我这个书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在于此。

　　《法制日报周末》：作为民法大家，您对内地民法的评价和期待如何？

　　王泽鉴：三十年有如此成就令人感动。每一代的法学家谢怀轼、佟柔等都有不同阶段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方法可能与现在的不是那么一致，可是他们做出了那个时代的贡献，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也做了一个整个发展的蓝图。从内地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谢怀轼、佟柔老师这样的法律理念的启蒙者，体系的倡导者。下面的阶段是这批四五十岁的学者，他们写教科书、参与立法，使民法的体系能够丰富起来。下面一批新的人，受过好的教育，而且到国外念过书，国际视野扩充、语言能力增强，使得前两辈人所勾画出的蓝图描摹得更细致，研究方法上适合现在的需要，展现不同的风格。所以三十年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一个体系的建构、一个立法完备和学说的整合，下面就是要使法院的判决能够落实、丰富、开展起来。

　　内地的法学立法阶段已经快结束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将这些已经完成的法律解释、适用。立法当然很艰巨，解释、适用更是困难。而且是一个长久的事情，需要更多的条件。要有学说、要有判例、要借助外国法院理论的结合，而且要形成一个整体研究的环境，还要有判例公布的制度和改变写作研究的风格，要求远超过立法。因为立法只是几个学者专家的研究，但这个是整体操作。

　　所以一个国家法学的发展不在于它的立法。埃塞俄比亚的民法全世界最好，召集了全世界几个伟大的法学家帮它起草。东欧有几个国家的民法也是文字灿烂、整齐、体例完整，但是它没有法学做基础，没有判例学说做基础，没有案例支持法律的发展，所以等于没有什么大的功能。所以将来内地法学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在已经相当不错的立法基础上，让判例和学说结合，尤其是和法院判决制度的公布相结合。因为如果有这种研究的需求，它就会公布，这样就会形成制度，造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法学就发展了。

　　王洪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自本人从教以来，每次授课，必定会参考王泽鉴先生的教科书以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在训练学生法学思维时，更会着重参照《民法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

　　王泽鉴先生的著作，不仅是内地学生的“法学通鉴”、内地学者的“法学通鉴”，更是法官的“法学通鉴”，在内地的很多司法解释以及判例中可以明显见到王泽鉴先生著述的影响。

　　王泽鉴先生极具语言天赋，精通德、英、日等文字，著作中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如数家珍，描述准确、到位，并着重整理制度发展历史，对法律制度发展关键之著作无一遗漏，其比较法知识之渊博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

　　值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王泽鉴先生《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等著作2009年版内地简体字版之际，本人略写数言，馨香以祝福。

　　张双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泽鉴先生的讲座，诚为京城法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我脑海中王先生的形象，总是定格于2004年初夏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一个角落。

　　其时，我在柏林结束学业行将归国。王先生短期旅德，将留学柏林两所大学的两岸法科学子，很快聚集在身边。王先生除访客外，基本在自由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度过，查阅资料，凡遇所需者，即就馆复印。

　　这样一位高龄老人，为求学术之精进，不惜体肤之劳，那么寓其精神所成就的著作，余等小子，除了怀着敬意地认真拜读，还能做什么呢？

　　葛云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初看到王泽鉴老师的著作，大概是18年前。那时我在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因为一个机会获得了学校的“特别待遇”，取得了进入系资料室借阅的特权。在一个显然用来存放贵重书籍的带门书柜里，我发现了王老师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王老师之于台湾法学的贡献，或者他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何种高度，都不是我有能力评价的。但是我亲身感受到并且继续感受着二三十年来他对内地民法学的“无以伦比”的影响。他的书，教育和启发了内地的几代学人，尽管在我们中间，恐怕没有几位真正算得上王老师的好学生。以我之驽钝懒惰，更不待言，徒呼愧对而已。

　　田士永(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是在1997年初次见到《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前此一年的版本，书名是《民法实例研习：基础理论》。2001年，该书在内地出版，此后它就成了我在民法学习和教学中最经常为学生指定的一本参考书。

　　学习民法首先是为适用民法解决具体问题。法科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有限，案例研习就成为法科学生掌握法学知识的有效手段。王泽鉴老师近年来一直在推动案例研习教学。王泽鉴老师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则系统介绍了以请求权规范基础分析案例的方法，帮助内地法科学生在民法学习中对如何进行案例分析、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等都有了基本了解。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与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增多，内地的民事立法和理论逐渐成为王泽鉴教授学术研究和关注的中心。近年来，王教授还接受北京大学法学院等法律院系的邀请，为本科生开设课程。

　　他不辞辛劳，在年逾70岁的时候，还要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去开设基础的民法课程。他是在为中国的法治事业的未来前途而筹划而工作。而他对先前著作的修订、补充再版，也是在向着建构中国民法学知识传统迈出的新的一步，因此值得特别的关注。

　　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海峡两岸民法学界共同的老师王泽鉴先生，即将在内地再版发行其民法研究系列丛书共计十五本，此套丛书系先生毕生从事民法学著述之全集，记录了祖国台湾地区民法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并引介德、法、英、美等多个法域的权威资料，内容涉及民法各个领域，方法上始终贯彻请求权基础、案例比较和法释义学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系我国民法史上卓然之丰碑。

　　先生之著述往往以实例引导，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先生之实例不仅来源于本土实务，自有设计，更取自法治发达之各国实务。以请求权基础结合实例演习的民法释义学，可谓先生法学方法论之精义所在。

　　韩世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泽鉴先生的著作十五卷，将在内地全新出版，实为惠泽学林的盛事。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王泽鉴先生的著作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内地的民法学人。

　　王泽鉴先生的著作，既有对于相应方法的阐述，更多的则是实际应用这些方法的思考和论证。读书不仅应领会作者的意思，同时应注意作者的方法。正是这些方法，对于中国民法研究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

　　十五卷本著作是王泽鉴先生几十年法学研究的结晶，我们不妨称之为“王泽鉴法学”，中国民法学来日的发展，必然要寄望于中国未来新生代的民法学人“通过王泽鉴法学，超越王泽鉴法学”，尽管目前这十五卷著作所展现的王泽鉴法学是汉语民法学界的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刘家安（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副教授）

　　回首自己学习民法的历程，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大概在1991年，在本科课程“民法学原理”上首次接触民法学；进入研究生阶段，老师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开始出现台湾学者的著作，记得最早接触的是史尚宽先生的体系书，彼时始初窥民法之门径；稍后，随着海峡两岸初开法学交流，王泽鉴先生的台湾原版著作开始流入内地；自上世纪最后几年始，先生的民法著作终于开始被内地出版社引进，包括被称为“天龙八部”的八本《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在内的若干系列著作均得以在内地出版，我辈法学后进终于可以方便地获取并阅读先生的著作。

　　徐涤宇(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大版的“王泽鉴著”系列甫一问世，法学著作中竟现罕见的“纸贵”之景。“王泽鉴著”在署名权的意义上更添“驰名商标”之功效，购书前的预审和踌躇似已多余。君不见，此后出版的王泽鉴著民法体系书之系列，购买者信赖的无非是“王泽鉴著”四个字！而从引用率看，“王泽鉴著”确未辜负读者对其学术价值的期待。

　　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新版“王泽鉴著”，延续的将不仅仅是该系列“纸贵”的传奇，更多的是其承载的那种学术品质。先生自言新版“配合法律发展增补资料”，吾等基于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当可有更多期待和启发。

　　易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中国内地几乎每一位民法研习者都有发生过与王泽鉴先生著作的“奇遇”。时至今日，对中国内地的民法研习者而言，仿佛不购买、研读先生的著作就没有资格入民法学之门似的。

　　先生的这些著作不仅为中国内地既往的民事立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为偏重立法论的民法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而且在中国内地主要民事立法已经或接近完成，从而需要将研究进路从立法导向调整为司法导向的情况下，更发挥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内地民法学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如果说中国内地民法因继受而科学化，那么，中国内地民法学也因继受而科学化。王泽鉴先生的著作及其法学思想作为提升内地民法学水准与品质的盛宴，必将长久的昭示其价值。

　　朱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泽鉴先生早年负笈德国，师从于当代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拉伦茨(KarlLarenz)教授，深得德国民法精要，而复传于我国台湾地区。当年我作为一名普通硕士研究生，虽有机会拳拳服膺于先生部分著述，但愧于不得见先生著述全貌，便不惜用数月伙食费托请台湾地区学长购得一套最新版本，认真拜读之后最终促成我赴德留学之决心。

　　先生著述虽以台湾地区民法典以及判例为创作基础，但在内地却“洛阳纸贵”，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法律生命在于经验，先生将民法学说与判例分析相结合，以学说推动司法进步。其二，先生以尊重与谦卑之品格，吸纳世界各国及地区先进民法理念、尤其是德国法精要，但“经由罗马法而超越罗马法”，寻求最优学说与判例。

　　我本人学无所长，但王泽鉴先生每每耳提面命，并亲临我所授课，以古稀之年，向年轻学子口述中外民法学说历史画卷，海内外经典案例信手拈来，跃然于画卷，学生们徜徉于学说与判例之中，如此幸福！先生著述，实为民法学生之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