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经济六十年

六十年以1978年为界，河东河西，泾渭分明。前三十年，中国建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后三十年，将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客观而论，建国者以计划体制为建设理念，既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是当时国情所迫。

1949年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中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为12.6%。在工业领域内部，手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70%。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多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基本无电力供应。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1.1万公里。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真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更棘手的是，物价飞涨人心动荡。1949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多月里，京津物价涨1.8倍，上海涨1.5倍，民间资金几乎全数用于疯狂投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权采取了强硬的管制政策。先是关闭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全面打击金融投机商人，继而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这个庞大的生产和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多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到1970年代，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已经毕现无遗。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的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彻底厌倦于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了。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连绵而至。

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瓦解。而变革的突破口正是从流通领域开始、在体制外全面展开的。一直到今天，众多的工业制造和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性体制已被打破，但是在金融及一些能源性产业中，旧体制的特征仍然非常明显。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变革路径，从而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最具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学者预测，到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将超过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更让人惊讶的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后----也就是建国80年的时候，超过美国而成全球第一。

六十年的发展，让中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崛起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不过，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很多病症却并未完全消解，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铁矿石的"间谍门事件"、到石首抢尸体事件及通化钢铁的陈国军致死事件等等，都可以看到矛盾之丛生、利益之分化及变革之艰难。

站在建国60年的坐标点上，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我们要问的是：在国家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建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和谐成长的社会？那些困扰了我们很多年的体制难题是否已经一一化解，或者已经找到了化解的路径，以及具备了化解的勇气和全民共识？这是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社会吗？我们有健康的价值观吗？我们是否从过往的教训中得到了应有的觉醒？

这些问题，在建国60年到来的时刻一一浮现出来，我们将带着它们继续上路。我们有远大的前程，却从来被苦难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