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漫天的流萤飞舞

张思之同学

读张思之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成长口述，我这个民国的女儿基本上觉得他就是我同学，早几年毕业而已。

他的小学科目内容，和我所受教的一模一样。“国文、算数、常识之外，还有音乐、体育、美术。公民课肯定也有。”他的老师带他上劳作课，会“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刻竹子最多”；我的劳作课老师教我们从丛林里砍下藤条手编菜篮。他的童子军老师会带他看星空，认识北斗；我的童军老师教我们在野地露营，结绳求生。

思之同学做值日生时，大清早就到校扫地、擦桌椅。我们当值日生时，大清早到校扫地、擦桌椅，还要把黑板边的粉笔一支一支捡起来清理收拾。思之同学要描红，我们也有书法课，描红之外，写作文、周记，甚至写墙报，都得用毛笔。思之同学在小学、中学里学到的《长恨歌》、《琵琶行》、《祭妹文》、《左传·庄公十年》和唐诗宋词的种种，是在台湾长大的我们好几代人的基本底色。

张思之同学学英文用的是林语堂的《汉英词典》，二十五年之后，我用的是梁实秋和张方杰主编的《英汉词典》——张方杰正巧是张思之在绵阳国立六中的同班同学。张思之同学在数学课里学“鸡兔同笼”，是的，听起来简直就像我们是同班。数学他不及格，我也几乎从来没及格过。张思之学长读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我也被规定读过，这不意外，意外的是他竟也读了无名氏一九四五年的爱情小说《塔里的女人》。

张思之同学会唱“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我大吃一惊。这几句《朱子治家格言》正是我从小痛恨的格言，因为父亲每天清晨天未亮就会在房门口大声吆喝这两句——他觉得“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站在那儿就代表了五千年中国文化。想多睡一会儿时，真的恨死了朱柏庐。

张思之的小学音乐教室里有风琴，我的也有。小学老师在简朴的教室里踏着风琴教我唱的歌，譬如李叔同作词的《送别》和《忆儿时》，思之同学想必也会。他说会唱、而且至今记得的歌，我也都会。十六岁的他在一九四三年报名远征军，培训半年后娃娃兵出征时，成都市民唱一首歌送学生上征途，叫做《骊歌》，是台湾好几代人小学毕业典礼时必唱的歌：

骊歌初动 离情辘辘 惊惜韶光匆促

毋忘所训 谨遵所嘱 从今知行弥笃

更愿诸君 矢勤矢勇 指戈長白山麓

去矣男儿 切莫踟躇 矢志复兴民族

怀昔叙首 朝夕同堂 亲爱兮未能忘

今朝隔别 天各一方 山高兮水又长

依稀往事 费煞思量 一思兮一心伤

前途茫茫 何时相见 相见兮在何方

张思之说“唱到‘指戈长白山麓’，似乎都不禁动情，人人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现在低声吟唱，亢奋不减，激情依旧。”我猜想那歌曲所扬起的光中尘埃，其实是少年时“那山、那水、那人”的种种纯真情怀，而纯真情怀如大河源头的松间初泉，奔腾出山无法回头。

他昏睡着越过了惊险万分、几千里路都是坠机残骸的驼峰，到了印度汀江，看见“茶园漫天的流萤飞舞”，想起“空中飞着流萤……”的《夜半歌声》。我唱“空中飞着流萤”也是十六岁。《夜半歌声》电影改编自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知名小说《歌剧魅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步真实意义的恐怖片。一九三七年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时，为了宣传，新华影业在南京路掛上了一张殭尸海报，当时的小报说吓死了一个小女孩，影院因此特地禁止六岁以下的孩子入场，但是电影就更轰动了。主题曲《夜半歌声》是田汉、冼星海在一九三六年的创作。

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大凡一九四九年后留在所谓“匪区”的创作者，作品在台湾都是禁唱、禁读、禁看的，譬如鲁迅的文章我要到一九八零年代才第一次读到；为什么这首重量级创作者田汉和洗星海的作品竟然可以广为流传？没有答案，但是读了张思之同学的回忆录，至少知道了，原来这首沉重的、内敛的、古典的爱情之歌，从一九四三年他的十六岁，到一九六八年我的十六岁，从大江大海的这一岸到那一岸，在时光的流荡漂洗中不曾褪色。

年少的张思之，懵懂鲁直，不免“愧对”了含情脉脉的红颜。因为曾经愧对，所以至今惦念。“暮年怀旧，想到她，会记起那首歌：‘……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

那是陈歌辛的曲，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词，一九三八年电影《初恋》的主题曲。在我七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把歌词亲笔书写，装上信封、贴上邮票，脸红心跳地寄给一个不敢抬眼表白的对方。对有些理工科的大学生而言，这支歌就是他一生接触到的第一首现代诗：

初恋女

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 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

多少的往事堪重数 妳呀妳在何处

我难忘妳哀怨的眼睛 我知道妳那 沉默的情意

妳牵引我到一个梦中 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妳

啊…我的梦和遗忘的人 啊…受我最初祝福的人

终日我灌溉着蔷薇 却让幽兰枯萎

重新展读张思之的回忆录，我查找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初中老师，一个是思之学长的战时长官。张思之以无限的深情叙述那些从东北流亡到川地的老师，使我突然想起一个人，遗忘已久游丝般的记忆突然来袭，不禁掩卷怔然。

山东来的金效鲁，在苗栗乡下的学校教初二的我中国历史。课堂上讲到我们听不懂的一九四九内战，他激动地说起自己所亲身参与的战役，“五百个战友都死了！”他哽咽，然后就泣不成声。一个大家尊敬的老师，竟然放声大哭。教室那一刻疼惜又不知所措的安静，至今记得。我看向窗外的远山，正飘着细雨，一片灰蒙蒙，不知怎么，我竟然能够穿过透明冬粉似的雨丝辨识山坡上一只黄牛趴在雨中。

金效鲁老师——你还在吗？

放下书，马上搜寻。“普通人”大概不会有任何信息，但是我竟然找到一条关于他的讯息，也只有那么一条，是监察院二零零一年的公报，纠正县荣民服务处的公务员未依照“单身亡故荣民丧葬善后”办法处理亡故荣民的遗产，以至于金效鲁等人之存款未能核实处置，产生弊端。

当年在教室里痛哭失声的金老师，原来已经在二零零一年过世。一生漂泊，异乡黄土，他过世时的唯一身份是“单身亡故荣民”。因为无亲无故，死后存款不明去向。

第二个掩卷查找的人，是张思之加入远征军后的第一个长官，三连连长，中央军校第十四期毕业生，苑毓丰。特务连小兵张思之记忆中的他“非常精干，喊口令明晰清爽，迈正步威武雄壮，实弹打靶命中率很高”，是国民政府特地挑选来训练远征军新兵的“精华”。将近九十岁的张思之说，“苑毓丰对我们很好，也很严，现在应当九十多岁了，不知道人在何处。黄埔军校同学录应能查到，日后再去台湾要查一查，但愿还能重逢。”

我查到黄埔军校十四期的同学录，有苑的名字，可是没有任何信息告诉你他的后来。倒是查到木栅的政治大学校园里，有一个纪念碑，叫做“精神堡垒”，不经意写到苑毓丰的名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当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和贺龙的一野所组成的第十八兵团逼近成都时，成都陆军官校内还有很多在学的军校学生，其中包括两百五十多名国立政治大学自愿从军的学生。苑毓丰是军校的队职官，与李邦藩将军率领学生浴血突围到大邑，被包围弹尽援绝而阵亡，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但是政治大学的纪念碑所致敬的对象不是他，而是在那场突围战役中牺牲了的本校学生。苑毓丰的名字，只是顺便提及。

一九四四年新兵张思之所敬佩的苑连长，没有死在印度的抗日战场上，却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辽宁本溪人苑毓丰带着学生突围而阵亡的时候，大概就是年轻审判员张思之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被调到“审判委员会”从“跟大伙一块吃大灶变成同少数人吃中灶”的时候。

张思之律师

一九四九年之后，律师张思之所办过的案件，我这个在民国遗绪中成长的境外人读来惊心动魄；夜里翻卷，觉得寒气逼人。这不仅止于当他在谈“两案”时所揭露的体制内在骨架，也不仅止于他在有所觉醒之后对于尽律师责任一次又一次的飞蛾扑火，更在于他沧桑识透之后，如何手持历史的手术刀，拿自己当标本进行解剖。

如果我的灵魂不洁净，如果我的躯体不美丽，那么至少一把春秋手术刀可以告诉你这一切是为什么。

他所辩护的案子，几乎都是失败的。每一个案子的失败原因，都是令“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原因。每一个案子的陈述，都像卡夫卡和加缪的荒诞、扭曲变形、超现实小说。差别在于，卡夫卡和加缪的小说，再怎么沉重，你的灵魂是可以下课的，下了课就去看场电影、喝杯咖啡，说个笑话，不妨清狂；律师张思之的经历叙述，每一个转身都让你听见暗巷里掐住的呻吟，每一次闭眼都让你看见血淋淋的侵犯，使你成为良心的囚徒——因为他邀请你一起看见了他所看见的，你就跟他一起进入了一个囚室，一个上了铁索、没有钥匙的囚室。

在这个囚室里深深让我困惑的是，文明的进和退，究竟有没有逻辑？

张思之出生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救荒史》统计一九二零到一九三六年之間，自然灾害总共有七十七次，水灾、旱灾、蝗灾、疫病等等，而往往一年之中又可能有多种灾害同时并发，十六年中保守估计死亡的灾民大概高达一千八百多万人。连年战争，更使得很多地方十室九空。在沈从文的笔下，由于军阀的南北征战蹂躏，几乎没有一个农村不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灾荒加战争，张思之的出生时代背景就是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的电报所描述：“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 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废时不遑，失时谁计? 虽有活壤，终成石田，似此情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不同归于尽!”

在饥荒和战乱中，你说，文明哪里有条件往前走呢？可是文明的进程却偏偏没有停过。

张思之是四个月大的婴儿时，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刑法》共三百八十七条，同年九月一日施行。七月份公布了《刑事诉讼法》全文五百一十三条，明确制定了规范：被告人的讯问和羁押程序、检警的扣押和搜索权限、一审、上诉、抗告以及非常上诉的权利保障等等。当然没有现代版本的完善，但是试图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设置一个清晰界限的努力，历历在目。

一九二八年版本的《刑法》中第一零三条就是“内乱罪”，进入一九三五年的版本变成了著名的第一百条：“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前项之预备犯，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国民党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对于思想犯基本上都是以此条入人于罪的。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经过多少人的抗议、示威、绝食，刑法一百条才终于修订，在“着手实行者”前面加上六个字：“以强暴或胁迫”，也就是说，一百条修订以后，政府就不能够再以言论入罪。

争取到这六个字入法，花了六十五年。

张思之一岁半的时候，一九二九年五月，《民法》全文一百五十二条已经制定公布，同年十月十日施行。张思之律师满三周岁的时候，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民事诉讼法共五百三十四条公布，针对人民的权利界定了诉讼程序，包括当事人书状、送达、言辞辩论之准备、人证书证之勘验、上诉审的程序，以及抗告程序等等。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思之律师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落入白纸黑字的人的基本权利，如何到他成年、到他壮年、到他老年，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甚至在张思之出生前十五年，已经有被人认为很不进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九一二年三月公布。可是再不进步，它也有这样的条文：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

一  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  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  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第八条  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  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一九三六年张思之九岁的时候，出现了《五五宪草》，很多人极不满意，但是它也有这几条：

第九条 人民有身体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或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机关，应即将逮捕拘禁原因，告知本人及其亲属，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于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执行机关提审。

法院对于前项声请不得拒绝，执行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亦不得拒绝。

第 十 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裁判。

第十一条 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处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

第十二条 人民有迁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第十三条 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第十四条 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第十五条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第十六条 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岁的张思之在重庆，亲身经历了万众欢腾、普天同庆的历史时刻。蒋介石在九月四日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首先宣布赋税和兵役的减免，紧接着谈的竟然就是立宪的迫切：

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

张思之十九岁的时候，《政协宪草》成为国民政府拟定宪法的真正草案，里面有这样明确的文字：

第九条

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合法手续，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不依合法手续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以逮捕拘禁原因，告知本人，及其亲属，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提审。

法院对于前项声请，不得拒绝，逮捕拘禁之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亦不得拒绝。

人民遭受任何机关非法逮捕拘禁时，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声请追究，法院不得拒绝，并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开始追究依法处理。

当年轻的张思之到北京读朝阳大学的时候，国民大会在南京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一百七十五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在台湾受教育的我，十二月二十五日从来就不是什么圣诞节，而是“行宪纪念日”。

可是行宪的脚步还没有迈开，内战全面爆发，从一九一二年就开始在灾难中匍匐前进的宪法追求，一九四八年又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锁上了喉咙，一直到一九九一。从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到一九九一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止的还政于民，民国匍匐前进总共七十九年。

张思之律师带我进入囚室，我囚室中的困惑是：为什么在满地荆棘中文明不管怎么卑微还是往光走去，但是数十年后在张思之律师所进出的法庭和监狱里，在他所埋首触摸的卷宗、诉状和判决书上，我却觉得只看见血迹、泪痕，看不见光？文明难道可以不断地从零开始？

张思之先生别名西西

我是错了，怎么可能没有光。

夜是暗的，可是一直有“茶园漫天的流萤飞舞”；隧道是黑的，可是人的眼睛，尤其是适应了黑暗之后，再黑也看得清对方和自己。目光如炬、前仆后继的努力，不绝如缕，只不过今天万般艰辛的前进，要由将来的人去说。一九二七年生于荆棘的张思之同学，到了九十岁还可以低唱《初恋女》，也能高举春秋笔刀，而且屡败屡战，我因此发现他其实可以有个别名叫西西，与经年在穹苍打工的西西弗斯相濡以沫。今天那么多“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同道为九十岁的张思之同学、张思之律师、西西先生庆生，相信西西先生会发现，从一九二七到二零一七这条中国的路，虽然辛酸，但是前后声气相通，心意绵绵，有人间温暖。

至于历史终究有没有说“对不起”的这一天，我只能说，我永远记得在柏林围墙崩塌时，东柏林市民如何在广场上团团围住那个每天定时出现在电视上正义凛然的新闻主播。主播脸色灰败，不停地鞠躬，嘴里只有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