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智库是如何运作的

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一家智库如何在100年里成为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的全球性智库及“政要储备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上海报道

2016 年 2 月 4 日，中美两国专家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位置马萨诸塞大道，与白宫、国会山相距不远。

这家成立于1916年的智库，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店”。

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其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创立的“政府研究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此后美国不断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这家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智库，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过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创立等多项历史性决策。

布鲁金斯学会还素有“美国政要储备池”之称。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Susan Rice），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正在这里任职。学会旗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则拥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等数位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这家已经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中国、卡塔尔、印度）的全球性智库均名列榜首。

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向本刊记者细述了其中的故事。

美国智库的三种角色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智库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

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

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

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成立100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实现并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影响力，其秘诀在哪里？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

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

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

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

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 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

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

《瞭望东方周刊》：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

李成：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

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

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

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

要“未来的专家”而非“过去的专家”

《瞭望东方周刊》：学会座右铭中的“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李成：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

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

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是如何打造起来的？

李成：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很多渠道，比如通过“旋转门”机制“提供”政府官员，通过“二轨”对话影响决策，影响媒体，教育民众，以及为调节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

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美国政要的“储备池”，每当政府换届，都会有前高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也会有布鲁金斯学会成员进入政府。

举个例子，桑顿中国中心的全职研究员中，杰弗里.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政策负责人，李侃如是克林顿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杜大伟（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和美国财政部对华事务专家。兼职研究员中，还包括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主要执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这样的“交流机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响力渠道。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经常邀请领导人、政界高层和意见领袖举办演讲、研讨会和公众讲座，有时一天有几场。因此，预订报告厅成为学会里一件极有挑战性的任务。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新媒体等变革，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正在变化。在下一个10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是否会面临挑战？

李成：下一个100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维持布鲁金斯学会对独立性的重视和保持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

其次，在媒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传播观点和塑造影响力的手段都在改变中，我们该如何适应？

出书和写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长项，但在阅读越发“短平快”的时代，我们是继续出书和报告，还是改变风格适应新媒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目前世界格局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未来10年的研究课题？

第四，顶尖研究人员的聘用费用越来越昂贵，在美国经济并不特别景气的时候，怎样才能聘请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

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

（左）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目前正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右）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智库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李成：如果追根溯源，智库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的“师爷”，就是智库的一种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讲学，与弟子论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当时的王朝进行治国理念的研究和咨询。

但现代概念的智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排名中，前10位美国占了6个，英国有3个，亚洲还没有一家进入前10。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来对智库发展特别重视，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智库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是“智库的春天”。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目前还比较弱。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库，在目前英文主导的国际学术圈，很难产生较大影响力。

我觉得，中国智库如果想要提高影响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是怎么来运作智库的，其学术声誉是如何获得的。

智库发展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我对中国智库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未来5至10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