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愿不愿意改革
虽然新一届领导者已经反复宣誓改革决心，但真正下决心改革并非易事。时至今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瘦身、放权、让利”。显然这将直接触及很多人的利益。早在1996年高西庆就撰文指出，要放弃如此巨大的权力，“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脱胎的体系而言，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副总理认为，“如果说30年前改革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也说，“许多亟待推进的改革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叫既得利益，一个叫既有权力的挑战。” 李克强更是坦言，“触动利益问题比触及灵魂还难。”
可以预见，最高决策层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势必遭遇官僚体系的阻挠。这对最高决策层的领导力将构成考验：是否能惩戒并清除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者，割掉“腐肉”，将成为改革诚意的试金石。“36条”、“新36条”、“央企退出房地产”等政策遭遇的“政策执行困境”警示，只有建立改革奖惩机制，改革才能“动真格的”。新一届领导层有必要重温朱镕基的告诫：”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
二、能不能够改革
坚定了改革意愿之后，还需要打造改革的“能力”。改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改革方案必须精心设计，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适。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改革方案设计机构，来从事“顶层设计”。这一机构应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利益相对独立于各个部委，以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第二，广泛吸纳具有改革理念和专业才干的各界精英。第三，直接向最高决策层报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至深的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就得益于强有力的体改委、总书记亲自抓改革、通过专家座谈会广泛问计于社会精英等因素。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应抓紧组建具备充分能力和资源的专业团队，全力以赴为2013年秋季召开的三中全会提供改革方案设计。否则，最终的改革方案，或难免为既得利益所挟持。过去十年，虽然改革“喊破了嗓子”，但实际上却是进展迟滞，教训不可谓不沉痛。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目前的各个部委，或者存在改革的惰性，或者存在明显的部门利益，或者与既得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部委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依赖各个部委来制定改革方案，存在“与虎谋皮”的可能。近期，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曹远征等众多学者齐声呼吁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
三、允不允许改革
有了改革意愿和能力，还必须具备能推动改革的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推进，必须依赖体制和机制的力量，才具有可持续性。在步入深水区的当下，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所有机制中，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法律。事实上，政府部门对放弃权力必然具有本能的反抗力，不能指望他们灵魂深处的革命。相反，应该象习近平所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只能是法律的笼子。
要打造好“法律的笼子”，就必须从落实宪法开始。有两个突破口可以选择：一是设立宪法法院，纠正和惩处所有违背宪法的现象和行为；二是“做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能真正发挥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
此外，面对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决策层还必须依赖公众和舆论的力量，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来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话语权的急剧上升，人民的权利意识、参政议政意识空前提升，领导者必须珍视这一根本性力量，为公众参与改革创造更为自由的制度空间。
只有敢于碰硬、不做“好好先生”，才能真正确立改革的决心；只有组建利益相对独立的专业团队，才能设计出好的改革方案；只有落实宪法、做实人大、鼓励社会参与，才能形成突破既得利益屏障的合力。如果能做到这些，重启改革就能避免“空谈误国”，驶过“历史的三峡”，驶向“中国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