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假依旧猖獗

私家调查员泰德•卡沃拉斯(Ted Kavowras)的办公室位于香港某繁华商业街的一座高层写字楼中。此刻他正坐在狭小的办公室内，讲述有关中国造假工厂的故事，身后摆放着一排化装道具。

卡沃拉斯以前是纽约市的一名警察，如今在香港专门代表外国公司调查造假问题。他领导一个由外籍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化装成买家，走访被怀疑侵犯了客户知识产权的工厂。

卡沃拉斯用假胡子，还有幌子公司来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东西，包括一种专利仿生阴茎的仿制品，其内部可以盛放尿液，用以在药检中作弊。

中国作为一个主要造假中心早已名声在外。来自世界海关组织(World Customs Organisation)的数据显示，2006至2010年间，全球范围内查获的假货有75%产自中国。

2012年来自美国的海关数据显示，84%被收缴的假冒产品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卡沃拉斯和其他调查员以及律师们表示，中国的司法系统——特别是民事法庭——在强制执行商标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线上销售网络、与时俱进的造假者以及刑事诉讼机制的缺位仍然成问题。

假冒产品的生产规模仍不输以往，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造假生产与合法的地方工业联系紧密——有时甚至发生在同一工厂中，这些工厂允许造假者使用和正品一样的原材料供应链。

专长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香港律师道格•克拉克(Doug Clark)表示：“执法力度年年都在加强，但专业造假者却越来越多。”

随着执法力度的提高，造假者对外人的防备也越来越强。克拉克表示，一部分人不再把产品就地存放，并拒绝与他们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他们不会向潜在买家发放免费样品，为此调查员不得不扮成商业伙伴，花大价钱购买他们的产品以获取证据。

卡沃拉斯表示，过去五年中他通过聘请公证人陪同他探访工厂获得了成功。他把自己扮成一位外向爱交际的商人，在被偷来的铸模与假冒商品前与工厂员工摆姿势合照。如果经由至少两位公证人证明，由此拍得的照片以及转手的货物，就变成了中国法庭可以采信的证据，并可用于提起民事甚至刑事诉讼。

克拉克表示，对此一些工厂采取的对策是，拒绝在洽谈交易时会见两个以上的人，这意味着一名调查员和两位公证人不能同时与造假者处在同一房间。

销售活动向线上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加大了执法难度。造假者通过快递将少量货品送到国内或国外的单个买家手中，而无需借助中间人和可追踪的集装箱货运。

虽然目前尚无关于网络侵权问题严重程度的调查，但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表示，去年其从旗下的网络交易平台淘宝(Taobao)上撤除了8700万种“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

专攻网络侵权问题的达拉斯调查员罗布•霍尔姆斯(Rob Holmes)表示：“过去，我们会在洛杉矶、达拉斯、迈阿密或纽约突击检查一间装满假货的仓库；如今，由于中国出境物流已经如此发达，造假者每次只寄送一件假货。”

这种假货运输的分散化使得造假者更加难以追踪。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反造假的工作变得更加安全了，至少对美国的律师来说。

纽约律师布赖恩•布罗卡特(Brian Brokate)回忆道：“过去，坚尼街和唐人街简直就像是狂野西部。当你去到那里进行收缴时，黑帮会聚集起来。你总是会担心，有人会突然拔出一支枪。”

他继续说到：“我记得曾有人引爆过一枚威力不大的炸弹。有一名律师倒下了：他其实是被刀刺伤的。”

专家们指出，打击中国造假问题时遇到的最难以克服的阻碍或许是，中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依赖，以及在追究刑事责任方面高得令人却步的门槛。

国际反假联盟(IACC)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除非警方能够证明假货的销售或者库存金额超过了一定数目——对生产者是人民币5万元，对经销商是人民币15万元——对侵权人的处罚将仅限于罚款，而不适用监禁。

由于证明一个造假者达到了刑事处罚门槛将占用宝贵的调查资源，此类涉案金额要求有时会促使警方转而寻求其他惩处途径。没有了监禁的威胁，造假者即便被罚了款，也很有可能重操旧业。克拉克表示，如果不加强刑事执法力度，造假行业很可能仍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下去。

德克萨斯的调查员霍尔姆斯表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对假货的大部分需求来自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他说：“中国不会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东西。”霍尔姆斯介绍称，在达拉斯郊区的社区聚会上，“足球妈妈”们会借机销售在网上购买的冒牌手袋。“我所说的是我称为绝望主妇的那类人。他们是现代犯罪的新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