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刊《江湖》专访康国雄

康国雄：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民族英雄。我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当时他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亚洲区域最高的盟军总司令，开罗会议、蒋夫人美国国会演讲等，都对我们震撼极大。另外，蒋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易近人，他每次出行都只有一个三辆车的车队，外加几位穿着中山装的随从，没有带枪。每次看见车队，我就知道蒋先生来了，我就跑到路边去看，有时，蒋先生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在马路上慢慢地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马路并不宽敞，有许多行人（挡住了道），他的随从就在前面小声说道，"请让一让，蒋委员长来了。"路人便回过头说道"蒋委员长万岁"，然后闪到一边。这时，蒋先生便会摘下帽子，向大家挥挥手。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不像现在，一个不知名的官员出行，动辄就要警车开道，提前清场。作为一国之长，我在他身上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严。

康国雄：最大的误解就是四大家族。当时，蒋、宋、孔、陈的影响力的确是比较大，但"四大家族"这个帽子就有点儿离谱了。我曾经看了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叫《家春秋》，讲的就是蒋、宋、孔家族（没有陈），一直讲到宋美龄去世，他们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有钱。这还原了一段相对客观的历史，我认为比较公正。孔家在当时算是比较有钱的，那是因为他们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有钱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家产并不是通过做官后获得的。虽然孔家比较有钱，但远不像后人所传言的那样，说什么他在世界上排名前几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中国，他也排不上前五。宋家亦如此。至于陈立夫、陈果夫家族，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陈家后来去了美国，竟沦落到养鸡、卖馄饨的地步，你想想，果真富可敌国的话，会如此寒碜？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在后来才了解到的，我97年第一次去台湾，当我听说陈家在美国养鸡、卖馄饨的那段历史后，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所谓的"四大家族"有了新的认识。

可以说，在某种历史形态下，对"四大家族"的编造的确蒙蔽了很多人，现在看来，已经令人反感。你看看现在的一些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家产，谁知道是四大家族的多少倍！历史是不容编造的，对于它，你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还原！

康国雄：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民族资本家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太多贡献，但他们也承载了太多的委屈。49年后，共产党进城了，两手空空，土地——是地主手里拿的，财产——是没收资本家的。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两个群体，甚至做出一系列的荒唐行为。我曾经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但他们总以事件太过复杂为由，没人给我明确的答复。

对于民族资本家，我还想为他们"发国难财"正名。战争年代，工业需要发展，你资本家为社会生产做出了贡献，他们获得的回报是应该的，怎么能说发国难财？没有资本家，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还有，许多民族资本家其实是为抗战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这点，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很少被提起。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偿，即需要对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评价，无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背着原罪的包袱。

康国雄：户籍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大倒退。关于它的弊端，在现今不胜枚举，我还是说说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吧！那时，全国各地饥荒不断，如果是在以前，灾民们还可以到各地区乞讨或者打拼，"闯关东"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么？——但是，你实行了户籍制度，严重把人给限制住了，不让人外出，这不是让人等死么？但就这一方面来讲，户籍制度就已经罪大恶极！

至于怎么改革，我想这是一个潮流的问题，你看现今世界，还有多少国家在实行户籍制度？我们为什么不能融入世界大潮？尊重人民的意愿，尊重人的价值，是户籍改革的前提。

康国雄：荒唐啊！你本身就（用户籍制度）把人划分为许多等级，这本来就够荒唐的，危难关头，你说说，这个等级还要不要？我到北京来工作，没有户口，你们用等级来排斥我，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总不能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负担；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招之即来。再者，政府现在这个慈善制度、红十字会，都成什么啦？太乱了，已经让人没法相信了。我记得前几天，崔永元搞了一个什么基金会，说请那些在"7·21"雨灾中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吃顿饭，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跟帖留言了，纷纷说自己也要捐一份子钱。这说明，大家的爱心并没有丧失，但大家宁愿去捐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也不愿捐给你政府，你政府有过反思没有？

康国雄：中国人已经被奴役几十年了，他们在心理都产生了这种潜意识，"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是资产阶级出生"，"我有资产阶级烙印"等等，所以，他们挨批，觉得这很正常。可今天看来，这是多么荒唐，所谓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有很多很可贵的思想，拿我父亲来说，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要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可现在，你挨了打，被剥夺了资产，你还叫"打得好"，这是什么道理？！

康国雄：中国人必须从过去的奴化教育中清醒过来，中国人正是因为接受了长时间的奴化教育，所以才导致文革悲剧，一个人就把全国煽动起来。确实，文化大革命让我想到了法西斯的德国，崇拜个人、崇拜党，我们必须从小开始，从小学开始，培养一种公民教育，把那种奴化思想彻底根除。对此，我比较悲观，至少要抓一百年。

康国雄：台湾保留中国的文化遗产最多，人性也流露得最多，把中国人的美德也继承得最好，就连它的街道，也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仁之街"、"礼之街"、"信之街"等等来命名的。我在书中（《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曾举到这么几个例子，我觉得很有价值。一次，出租车司机拉我去陈立夫故居，转了几条街，因为他也不熟，他便开一会儿停下来打电话问一会儿，他不但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而且到了那条街，他还下车陪我去找那个门牌号，到了以后，他才回到车上继续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还有一次到黄埔同学会，下车后，司机连忙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给您多绕了一段路，耽误了您时间。"这也让我很吃惊，在大陆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坑、被宰，在异乡，一句简单的道歉总能温暖人心。再说说警察吧！咱们大陆的警察，我见了都害怕，更别说问路；在台湾，每次问路时，他们都会陪着我走很长一段路，直到我快到达目的地为止。

其实，无论是司机还是警察，都只是最普通人物，但他们确实把台湾社会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我从小读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乃亡，"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社会，还有多少人讲礼、义、廉、耻的？

康国雄：在大陆的领导人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胡耀邦，80年代中后期，我到香港定居，就是他亲自批准的。他是从内心深处体贴老百姓的，他能看得到群众来信那八分钱的邮票。

康国雄：这种改变我深有感触。记得我小时候，周围的同学、伙伴们都是很淳朴的，没有那种攀比心理，他们都不在意你的家庭背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很平等。我老爸是开银行的，比家世，谁比我有钱？但是我也并没有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再给你说一个例子，我在巴蜀的时候，从来没跟人说过我认识蒋委员长，觉得这没什么，不就是认识一个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再看看现在的人，有了一点儿钱，就唯恐全世界不知道，整天在那儿炫富，他们丝毫意识不到这种暴发户的行为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我想，社会风气质变，主要还是金钱惹的祸。现在社会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但贵族却越来越少，这是很令人痛惜的。

康国雄：这个新闻我没关注过，但听起来，还是很令人愤慨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道德的沦落。道德为什么会沦落？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都是教育毁的。我们的教育发展几十年了，连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没有培养出来，现在又把人毁成这样，我们的社会，的确该反思了。

康国雄：现在的金融市场一塌糊涂，都是因为政府的垄断行为。经济发展本来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你政府不去遵循这个规律，而总想把它管起来，这怎么行？就拿吴英案来说吧，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好多年，政府迟迟不敢宣判，因为影响太大了。这个案子的根源是什么？还是融资的问题，民营企业要生存，他们要资金，通过正规途径不行，所以他们就走"邪"路。另一方面，你银行也有问题，银行生存的根本是什么？一个字，信，民众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你银行了，你的金融能好得起来么？

经济是有它自然规律的，我们的政府老想去干预经济，这就犯了经济学的最大错误。拿当初的四万亿来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这么一条规律，纸币的发行量应以流通中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如果发行量超过流通量，超过多少就要贬值多少，你一下子弄出四万亿出来，怎么出来的？当然不是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你税收得来的，很明显，印钞票嘛！而这四万亿投到了哪儿去？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投这些上面去了，投出去了，就没有了，它不像工厂，你投上去了，还可以再生产的。所以说，它必然要出问题。现在的许多问题，都与四万亿有关。

总之，政府应该充分放权，让经济能自由发展，不要再多干涉了。

康国雄：房市必须控制，因为这是一个泡沫。你想想，如果中国人奋斗一辈子，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你活着干吗？中国还不乱了吗？当初，他为了刺激经济，投资了四万亿；但是，另一方面，限购的话，其他很多行业又受到影响，钢材业、水泥业等行业，全要垮，所以说，不限购也有难处，限购也有难处。这些，都是当初的错误决策决定的。当初，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了今后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他不听，这能怪谁？

康国雄：这里面，有一个很荒唐的因素。你想想，当初老百姓拿命跟你干，你把地主的土地收来了分给农民，还给了他们一个土地证；没过几年，你又说土地归国有，又把它们收去了，这不是很荒唐么？现在，你居然要靠卖土地来维持财政，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做的？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经济又怎么可能良性维持？哪一天你土地卖完了，你的财政该怎么办？我是学经济学的，但对政府这些莫名其妙的政策，我是看不懂的。

康国雄：还是根子上的问题，土地就不应该国有。我特意查了一下，当年，就是在82年的时候，彭真委员长说，"根据我国现状，土地应该国有。"好了，你委员长一句话，农民的土地说没就没了，祸根从此也埋下了。

人们常说，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带血的GDP"，这话不假，把土地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康国雄：这个问题我关注过，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一方面，你没有那么多的岗位，该退休了你还占着位置，年轻人怎么办？中国的就业率本来就很低的，你不能让年轻人在社会上闲着这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分配上的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比方说吧，"离休"和"退休"的人员，为什么要差别那么大？这合理吗？先把分配问题解决了，再谈其他的。

康国雄：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比较过分的。当初，他们大肆宣传人多好办事，"英雄妈妈"这个典型就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马寅初提出来"节制生育"的意见后，马寅初被弄下来了；后来，他们又说人太多了，问题比较大，开始提出计划生育，这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么？

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问题总是相伴而生，像什么强制引产、罚款之类的事件，太多了，前几天，陕西安康不是还发生一件七月大婴孩被强制引产致死的悲剧么？从人权方面来说，（计划生育政策）也该停止了。

总的来说，人口发展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就像欧洲国家一样，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也随之改变，生育率自然就降低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我希望降低生育率，也希望政府采取宣传、教育等方式鼓励人们少生、优生，但我坚决反对用行政手段干涉生育。

康国雄：胡适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后来都得到了时代的印证。储安平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民主这东西在国民党那里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那里是有与无的问题，"我要澄清的是，这句话最初是胡适说出来的，可见他的目光是多么犀利。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时候，大陆方面盛行"批胡"运动，我当时就觉得难以理解，胡适到底错在了哪儿？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不太会思考，所以导致了这些悲剧。

康国雄：所谓的民主，就是尊重普世价值。你打开词典查查，什么叫反动？"反动"就是反世界潮流而动。承认普世价值，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康国雄：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共产党放不放权。我们的情况和苏联还不一样，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扫清改革的阻碍，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益关系，而且，他放权后，也不会遭到清算；我们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上层集团已经形成了利益关系，这让他们无法放权。他们都知道，他们的钱来的太不干净了，一旦放权后，谁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康国雄：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国两制"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越来越多。当初制定"一国两制"方针的时候，本来是为了香港能够自主的、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政府总是想要干涉，凡事都想要插一手，这样势必会引发港人的不满。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说香港政府的教科书里要加入"爱国主义教育"，香港人马上不干了，选择什么教材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凭什么要你来干涉？虽然后来政府方面做了让步，但也暴露出双方的矛盾正越积越深。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香港人对大陆的意见其实颇多，可以说，他们骨子里是看不起大陆人的。这也怪我们自己，大陆人一到香港，总是把大陆的那些恶习也随之带去，像什么随地吐痰、不排队、大声喧哗等等，在文化层面上，香港人无法对我们产生认同。虽然同为黄种人，但那种自由、民主的理念在香港人脑子里已根深蒂固，所以说，双方的隔阂，其实就是制度上的隔阂。

康国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的人缘、我的感情都留在北京，我舍不得离开这里。人是群居动物，在这里，我可以三天两头召集一群各年龄段的朋友，大家一起聚聚会、聊聊天，多好！如果我在香港，会有这些条件么？会像今天这样，和你们畅聊么？

至于香港的物质条件，确实比这里要好，平均每个月的话，大概有四五千的政府补助，而且医疗等全部免费。但前提是，你每年必须在那里住满八个月。这也是我不愿意呆在香港的原因之一。

康国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看了章诒和的一篇文章，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盛行一种"三消意识"——消闲、消遣、消费，我对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们一度失望至极，觉得他们除了挣钱外别无追求，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但是今年，我接触了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思想、见识等，对我的震撼极深，我仿佛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我对现在年轻人的忠告是，希望现在年轻人学会团结，中国未来的改变还指望你们，不要还没有取得一点儿成绩，就已经乱成一锅粥。另外，我还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多了解了解真实的历史，多关注关注世界大势，无论何时，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