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获弗里德曼自由奖说明中国成功

茅于轼。——本报记者 邝阳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发自北京

8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获奖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25万美元。3月29日，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宣布了这一消息。

尽管此前茅于轼已经荣获过无数显赫的奖项，但这些奖项大多源于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因此，这次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自然引起海内外瞩目。

3月30日，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争取自由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

获奖消息甫一传出，祝贺电话、短信和邮件铺天盖地飞向茅于轼在北京的住所。但没多久，便传出他在深圳《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论坛上的发言—“房地产一破灭，金融危机就会马上到来”。显然，“自由奖”并没有牵绊住这位老人的脚步。

影响许多年轻人一生的人

茅老的家位于海淀一个幽静的小区一楼。出门迎接的是茅夫人赵燕玲女士，茅夫人比茅先生小5岁，家中的人情往来、大小家务基本由她一手操办。

茅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没吃过苦，但却跟随茅先生走南闯北五十余载，不管是反右派，还是“文革”，都对挨整的丈夫不离不弃，这在亲人相互揭发、儿子打断老子肋骨的年代，是很难得的。茅先生也说，妻子是他这一生最值得书写的人。

屋内光线很暗，穿过过廊进了厅，视线才慢慢亮堂起来。房子很旧，一眼扫过，每间屋子都密密麻麻地摆着各类书报、奖章，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客厅不大，四周摆满生活用品，略显凌乱、局促，沙发后面的柜台上陈列着茅老荣获的各种奖杯、奖章、奖状。最醒目的是《东方企业家》杂志颁发的“全球华人企业领袖经济学家终身成就奖”。

谈到获奖，茅老很高兴。他说5月4日将携夫人准时赴华盛顿领奖，获奖感言已经写好了，主要是讲“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几千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获得，怎么才能得到它。”

被问及如何处置奖金时，先生脱口而出，“奖金全部捐给社会，一分钱不剩”，一部分会捐给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当今中国最富盛名的非营利性民间智库。

尽管已有83岁高龄，但老人仍然保持着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的良好习惯。每天，他都有各种接待和采访，还要写文章、参加各种会议。现在，天则所他已经去得不多了，所里日常事务都交给现任所长盛洪处理。

俩老虽年事已高，但身体都还算硬朗，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出席活动，以至于茅老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即便如此，茅于轼还是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在博客里发表了很多他回答年轻人提问的博文。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他帮忙，有的向他告状申冤，有的请教问题，有的是采访或活动邀请，还有找他介绍工作的、很多问题他爱莫能助，但都会耐心诚恳地答复。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会把茅于轼称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在挨整中学会隐忍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名门望族，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父亲茅以新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母亲亦为苏州名门闺秀；二伯父茅以升则是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主持设计过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因父系和母均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又都有留学背景，因此，茅于轼从小耳熏目染，崇信科学。茅于轼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去了杭州，从小学到中学，跟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一共念了13所学校。1946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这在当时是非常冷门的专业，大二时转入机械系。1949年全国解放，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带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去了齐齐哈尔，在铁路局从火车司机、技术员一路做到工程师。

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原因，至今他也无法确定，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了四种可能：一是铁道部右派未达到规定的5%的名额，就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二是他们单位一个右派都没有，而其他研究所都划了右派，人家就说，茅于轼平时讲了那么多的话，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三是因为当时茅于轼的住所离单位较远，每次开会时他都要提前1小时回家，结果就被定为右派；第四种说法是后来上世纪80年代他才听到的，本来要把茅以升定为右派，但因为茅以升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幸免，必须得拉一个人代替，于是就找了茅于轼。

当了右派后，茅于轼立即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加上第一个孩子出生，茅家的生活遂一落千丈。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茅于轼饿得全身浮肿，穿不上鞋，也弯不了腰。

自从当上右派，每次运动，茅于轼都是“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集中挂牌、批斗、强迫劳动，还被抄了家，夫妻二人都被剃了光头，母亲也被剃了阴阳头。而那个时候，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这些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以打他。

说到这段经历，茅于轼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这段经历耽误了自己几十年，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坏事总归有好的一面，就是自己在这段时期更加奋发图强，在数学、力学、英语上没有放松。另一个好处，就是自己在挨整的过程中，学会了隐忍，这种性格使他能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因此，今天许多网民因为不理解他的观点骂他、“公诉”他，他可以毫不在乎，“因为，比起‘文革’和‘反右’，这种骂人（的方式）算文明多了”。

“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

茅于轼学的是机械，从事了几十年的铁路工作，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呢？

茅于轼说，“我的数学很好，我把经济问题看做是数学问题，很容易就进了经济学。我把经济学看做是财富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看成资源最有效使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回答。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看外国的书。”

在从事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过程中，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一年，他正好50岁。当时他还没被平反，但已在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希望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去，但因为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被拒绝。

茅于轼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方面。”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有人认为，这套理论重构了微观经济学，如果当时国门敞开，茅于轼有可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因为认识到改革的事情比数学更重要和紧迫，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20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于轼的著作涵盖面非常广，代表作还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茅于轼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签，即“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他为富人说了话，也为穷人办了事，但却常常招致骂声，甚至惹上官司，但他依然固我。

接触过茅于轼的人都说他是谦谦君子，有儒家风范，有家国情怀。秋风说他是中国的绅士，萧翰说他是精神上的贵族，张维迎说他是自己治学为人的楷模，还有人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中国的脊梁等等。而骂他的人多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只是听过他的一些言论的人，这些言论包括经济适用房不应有独立厕所、取消18亿亩红线、应该允许高利贷等。不理解他的人对他嗤之以鼻，斥之为“汉奸”“走狗”，“乌有之乡”网站更是发起活动，要“公诉茅于轼”。

他对这些一概淡然处之，“我理都不理他们，来不及理他们”。他叹息道，“这些人很可悲，他们把坑害自己的人看作是大救星，把真正帮助他们的人看做汉奸，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只喜欢听宣传口号、假话、谎话。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话他们听不懂，不知道到底谁帮助了自己，谁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事，也很可怜。”

即便“乌有之乡”对茅于轼发起“公诉”，但在“乌有之乡”“被关”时，茅于轼还对他们表示了声援，他在微博上写道，“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诽谤别人，说某某人是汉奸，也不可鼓动别人去杀人，去抢别人的财产。给人发言权是为了讲清道理，不是去害人，也不是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有的现象。”

在茅于轼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人权，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我提倡的是自己享受人生，还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人权的最基本公理就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人平等的结果就不可能有特权，特权是人与人不平等造成的。”

但是茅老所提倡的“人与人平等”仅指权利的平等，不是收入的平等，“因为人跟人有差别，有的人能干，有的人不能干，有的壮，有的弱，所以就有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不能没有，没有的话变成吃大锅饭就完了。”

有的人认为茅于轼“激进”，他也自认为自己的许多观点“很超前”，太过超前以至于很多人接受不了，比如爱国和爱民的差别问题，茅于轼就有不一样的解答。但是正如秋风先生所言，茅于轼身上有一种保守主义气质，他坚持原则，而且他并不是很多人眼里的“永远的批评者”。

他为政府说话，为中国政府说话，他说，“跟其他国家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是很强的，是很有能力的，它能配置大量的资源，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和脱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可能自己不承认，但是其他人承认了，世界银行也统计了。”然而，他也直言不讳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越来越被利益集团控制住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993年，茅于轼与盛洪、张曙光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联合创办了一所研究机构，命名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它已成为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而建立一个按照制度和法律良性运转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正是茅于轼一生奔走呼号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