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打官司

刚开始研究中国法律时，孔宏德(Peter Corne)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律师，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抱有一种幻想”。孔宏德是一位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律师，如今是英国律师事务所安永实(Eversheds)上海代表处负责人。他表示：“像我一样的西方律师，以及留美归来的中国律师，都试图推动一种建立在西方教育基础上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仍与西方多数国家不同。虽然许多外国律师都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但他们在中国不能正式执业，必须通过当地律所进行代理。

但孔宏德及其他驻上海的律师们表示，情况已有所改善。法官们接受了更好的培训。外国投资者起诉中国公司仿冒产品有时也能胜诉，尽管赔偿金额不大。

许多投资者和外交官表示，上海必须在这方面取得更大进步，才有望实现在2020年前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孔宏德表示，如今，中国私人企业之间的官司通常能够得到公正地解决。“假如另一方当事人也是私人，你就有理由预计，裁决将会在公正评判的基础上做出。”他表示，针对政府或国有企业的官司则要难打得多。

律师们表示，规模很大的外国投资者不太可能遇到非常糟糕的问题。美国律所富理达(Foley & Lardner)上海代表处负责人孙嘉鸿(Catherine Sun)表示，对于进行了大笔投资的公司，中国当局通常会确保它们得到很好的关照。规模较小的公司则要困难一些。

尽管如此，专接知识产权案件的孙嘉鸿表示：“客观地说，上海乃至中国的知识产权状况已有所改善。”她举了几个案例。其中之一是英国酒业公司帝亚吉欧(Diageo)在2006年发现，Polonius威士忌的包装装潢与自己的Johnnie Walker黑牌威士忌极其相似，于是起诉Polonius威士忌的批发经销商蓝樽（上海）酒业公司(Blueblood (Shanghai) Wine Company)。中国当局在2006和2007年对蓝樽处以罚款，但该公司仍继续销售Polonius威士忌。

帝亚吉欧上诉到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索赔200万元人民币。法院判处帝亚吉欧胜诉，命令蓝樽赔偿这家英国公司125万元人民币。

在另一个案例中，Gucci发现上海某百货店销售带有Gucci为消费者所熟悉的“双G”相扣图样的鞋，由中国公司森达(Senda)出品。

森达向上海浦东新区上民法院辩称，森达是中国知名品牌，而且鞋是在百货商店的森达专柜销售，不会使消费者误以为是Gucci的产品。法院认为，消费者可能因此误以为森达的鞋与Gucci有关系，命令这家中国企业赔偿18万元人民币。

孔宏德表示，在中国打官司，赔偿金额相对较小，因为法院只考虑受损害方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法院会考虑原告公司原本可能获得的利润，但不会处以惩罚性赔偿。

上海新创意中心“1933老场坊”的开发者及管理者刘恩沛(Paul Liu)也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某些环节如今运行得相当好。“在上海，我从未遇到合同方面的问题，”他表示，“上海是中国最守法的城市。（中国）一些小城镇如同拓荒前的美国西部。而在上海，人们遵纪守法。”

但他同时表示，关系十分重要。“在中国，你要搞清楚自己是在跟谁打官司，否则你就败了。你必须依靠关系。”

上海的许多律师和投资者都认为，有些时候，你必须也有政府的朋友。“在中国历史上，法律不如政治关系重要，”孙嘉鸿表示。孔宏德也赞同这种观点。“我1995年起在这里开业，目睹了很多进步。社会风气变得更认可通过法律途径行事。”他补充称：“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多了，但为客户代理时，我会限制自己的预期。我知道，当无法再依靠法律时，我必须去打通关系。”

这是否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不同？“某种程度上，不管在哪个国家，要想办事，你都必须有关系。在这里，你必须更加用心。”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