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关系

作者:于庆栋 来源: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发布时间:2012-12-28 16:48:46 点击数:
导读: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但是现在,而且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就和长城一样,“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这种观点,实在是少见识的结果。  不但是中国,任何一个法制观念不强、陌生人规范不健全的国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但是现在,而且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就和长城一样,“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这种观点,实在是少见识的结果。

  不但是中国,任何一个法制观念不强、陌生人规范不健全的国家都难免出现“关系时代”。更早的欧洲、先前的北美,一度出现大家族的政治裙带和商业家族,包括家族式的黑手党。还不说传承两三千年的王位世袭和贵族体制,都源于血缘的纽带。

  既然,历史上被大洋分割的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以家族、人情为纽带的政治经济或军事集团。我们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某种内在的规律在里面。我们从演化的角度推演一下。

  刚出生的婴儿,我们暂时认为他们没有先天的本质差别。想想婴儿的情况,作为“父母身上的一块肉”,被父母捧在手心,获得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家长来看,爱孩子乃是出自天性,因为一定程度上讲,他或她就是自己,而且是更年轻的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繁衍。从孩子来看,自然会对衣食父母产生依恋,他们代表着无私的爱、安全感、信赖感,代表着变动世界里唯一的安全港湾。父母兄弟一起生活一二十年,在生活中相互依偎,相互取暖,感情自然是十分亲密。用詹姆士的自我观分析,他们都视对方为自己的一部分,彼此建立起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能够突破身体,让灵魂纠缠在一起。在强烈的认同中,悲伤彼此的悲伤,快乐彼此的快乐,同荣辱,共进退。外界的人和家庭感情比起来就无足轻重了。自然生活中,较多交往的还有亲戚,乡亲邻里,朋友,同事等等。在实际的交际中,会发生不同的情感联系和认同。一般来说,交往时间长,互动多的关系更亲密,认同度更高。

  我们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为例。古代的中国,交通不发达,又是农业立国,很多人数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日日见面打交道的都是邻里乡亲。这种日常交际,建立的感情必然十分深厚,自然具有强烈的对家乡、土地、邻里的认同感。这些人面对陌生的外来者或是外乡人的时候,感情自然的倾向“自己人”。按照同样的原理,中国形成了从父母子女开始,到亲戚,朋友,乡亲,再到君臣的层层伦理规范。这不是生硬的规定,它植根于中国古代乡土社会的现状,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磨合交际,植根于人自发的感情。

  我们谈谈基于自然交往的认同感,如何生存行事的。基于自然认同的兄弟、父子,彼此了解,情感深厚,心心相印,荣辱与共,祸福同享,可为彼此舍生忘死,。当成员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的时候,自然会彼此扶持。不因为别的,就建立在强烈的情感上,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为兄弟父子,就是为自己,两者是一体的。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战争,无论是从信息沟通上、从信任上、从协调上、从成功的动力上,都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对比一下由陌生人组成的经济或军事组织,就可以看出家族的优势。首先,陌生人彼此不了解,需要花费较多的沟通成本,更别说要到默契的程度了。第二,陌生人之间信任难以建立,即便是有允诺、有契约,又如何能够保证能够很好的遵守呢?而家庭基于固有的凝聚力,成员彼此信任,很少在背后搞小动作。既是基于感情,又是基于违规的大成本(一旦存私利被发现,会伤害家庭感情)。第三,陌生人的组织认同度低。陌生人在组织生活中,对自己利益的认同比对任何他人的认同都强烈,除了关心自己的利益之外,很少真心的关心他人,关心集体。而家庭运作中,成员之间有强烈的荣辱与共的认同感,强烈的一体感,适宜集体运作。第四,陌生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比较不容易相互妥协。而家庭成员基于强烈的感情和家族共同体的维护,倾向于协商,各退一步,维持共同体。第五,陌生人没有情感联系,只有最基础的组织规范。而基于自然情感的父子兄弟,一衣带水,情谊相通,愿意为对方牺牲很多东西,更乐于彼此帮助,以对方过上好生活为乐。这种种特点,都说明了基于自然感情共同体的运作有巨大的优越性。所以我们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所以我们说,关系是自然交际发展成的纽带。人类社会起初就是在这种纽带的连接下,组织起来的。自然交际是感情的连接和认同,是灵魂的纠缠。上面以家庭成员的认同情感为例,是先有自然的感情,然后共同行事业。这就好像好朋友一起创业一样,先有情感认同,后一起做事。另一种是,为了在一起做事,交际互动成朋友,成父子兄弟。为了达成像上面所描述的家族认同的巨大威力,把政治、经济、军事的运作关系,变成类似父子兄弟的情感认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搞关系”。把生人搞成熟人,把领导搞成父亲兄长,把下属搞成儿子小弟,把女人搞成姐妹或老婆情人,把男人搞成兄弟朋友。通过社会关系的家庭化,社会交际的情感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了。通过援引家庭的感情体验,推及到陌生交际中,冷冷的生人交际,变成了情感交流,产生了共同体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彼此更亲密,甚至可以当做一体,彼此互相帮助自是情理之中。有什么理由不帮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帮自己人呢?

  搞关系完全可以效法自然情感的生成方式:一是利用简单暴露效应。即常常见面,经常联系。无论他人如何,简单的熟悉就能引起好感。二是示好,人更倾向于喜欢喜欢自己的人。主动示好,表示喜欢,对方也会喜欢上你的。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能印证自我的良好感觉。三是说好听的话。人乐于听好话,这里面有两种因素:通过他人的头脑意见,确定良好的自我感觉。另一方面,即使明白对方的话是夸张的逢迎,心内也洋洋得意。因为必是自己的某种特质或地位,令对方放下尊严,讨好自己。四是送礼物,为对方办事情,主动满足其需求,且不要回报。这样,对方就会感激,觉得自己欠了人情债。要么就会感动,觉得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友谊。无论哪种情况,对方都有投桃报李的倾向。五是寻找其兴趣点,扩大交流,形成某种同志或是同趣,生成认同感,一体感。六是参加一些共同活动,共同的欢乐或悲伤的体验,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尤其是共同的快乐体验。比如夜总会的生活,就是共同娱乐。七是分享秘密。分享秘密是感情加深的象征,是值得信任的表示。当人觉得自己被信任,会体会到自我的价值感,从而会对对方产生感激和喜爱。八是,办任何能让对方高兴的事情。在人的心智组织中,会喜爱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是他快乐的原因,自然也就获得了他的喜爱。让他快乐的可能有:美貌、良好的形象、幽默的谈吐、有吸引力的谈话能力、有吸引力的气质、有吸引力的思想、可敬重的品格,等等。九是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对某些事物的态度和信念。表明自己的支持立场,获得认同。十是救人于危难。人特别会感激在落魄的时候帮助自己的人,因为特别需要,所以回馈心也强烈。特别会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情。十一是寻找其开心的时候,提出要求。人的心境会对外界染色,好心情能觉得艳阳高照,坏心情能觉得寒冬腊月。开心的时候,你在他眼中也变好了。

  我们再研究一下酒场文化。酒是麻醉品,巧妙在并不真正蒙蔽思维,它使人放松警惕,放开心情,缓解紧张,减弱自我控制。陌生初谈,难免生硬。而酒精使人放松,敞开心胸。喝了酒的人,能说些清醒状态下不会说的话,做些清醒时不会做的事。反过来,说过这些话,一起做过这些事的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一起喝过酒的人,是共同经历了一种独特体验的人,就像一起玩了真心话大冒险,体验了降低内心防御的经验。而彼此降低内心防御,不正是亲密朋友才做的事吗?

  总结一下,搞关系适用于陌生人,根据的经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亲密体验。将个人生活的情感体验推及出去,用来缔结友谊和感情。从而扩大交际圈,将关系转化为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乃是一种聪明的交际策略。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很多的交际并不是基于心理的亲密情感,而是把感情作为投资的要素,目的是为了相互交易。虽然,很多电影的主题,都是描述人原本以私利为目的的接近,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了真正的友谊或是爱情。但我们要知道,大多数的搞关系仍然是以感情为幌子的利益勾结而已。其实双方都明白,彼此的感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亲密,内心没有那种真正的情感认同。称兄道弟不过是为了降低彼此的生疏和疑虑。

  如此看来,真正的情感投资,以诚待人属于高明的搞关系。利用感情投资,相互勾结,属于大众化的低层次。

  我们继续深入一点,为什么中国的关系风如此浓烈,而欧美的文化却较少如此。是国民性的问题吗?不是。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较早时代,农业社会,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人口流动受限。社会是块状组织,每一块都拥有以自发交际发展起来的规矩和风俗,国家控制块状之间的关系,而较少直接管理块内的活动。块内的乡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乡民自治。从二千年前的封建,到其后的专制集权,表明了国家统一控制力量的增强。中国直到近三十年,人口才真正的流动充裕。

  这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传统的家族生产方式中,虽然家族组织拥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组织力量,但是却不利于个人能力的优化配置。如何理解呢?个人能力在家族的框架里分工,共同生产。虽然成员之间关系深厚,但是少数家族成员之间的能力未必是互洽的。更有可能是A家族的某成员,和B家族的某成员之间的能力更能互补,结合起来有更大的生产力。传统的小区域的劳动分工,不利于释放更大的生产力。假如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可以在市场“看不见手”的引导下,达到最大效率的分工合作,从而极大的促进社会效率。但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瓦解了原来自然感情的纽带,要基于陌生人的关系来重新组织生产。失去了深厚情感的基础、乡土社会的道德和可监督性,大量的犯罪和道德败坏也随之产生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一家人组织生产,成员之间彼此亲爱,荣辱与共,很少互相欺骗,家庭的情感和伦理能够补充生产的规范。而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情感联系,没有深刻认同,在组织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快乐。为了自己,而欺骗他人,损害组织,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再加上人员的大量流动,如果没有很好的社会管理,很难定位个人,完全可以干一票就走,而不必担心被发现。

 以空间聚居为基础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以工作和私交为主要关系的现代城市社会。邻里已经变成了陌生人,而生活和工作接触的大多数也类似陌生人。相对于乡土社会,每个人需要接触的人更多了,但这种接触却很疏离。这就要求社会管理和规范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民间个体还是按照生活惯性,想把陌生人的情境变成熟悉的乡土情境,从而用原来的生活方式来交往。这就是搞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应对智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搞关系的动机大多数是为了让陌生人彼此了解,打消接触的疑虑。而拉关系又要耗费每个人的大量时间和金钱,这都算是生产的成本。这些成本加起来,很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我们还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解决方式和规范。鉴于陌生人之间的自然接触不够,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陌生人的文化和普遍规范,加强第三方的监督和服务,从而建立新的社会相应机制。用条文和契约协商,代替私人情感纽带,再配上坚决的法制支持和规范。在熟人社会中,人的关系彼此相熟,道德情感、舆论约束力量巨大。在生人社会中,人的关系彼此陌生,人员流动大。开始的交往建立在有罪推定上,先小人后君子,用合同和法律打消陌生的疑虑,从而使情感淡漠的人,也可以顺利的组织生产。

  当代中国有法律,有契约,但是法制不健全、缺少普遍的法制精神、政府服务不力。如果政府提供的环境,不足以保证生人交往的安全,个体就会自发的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搞关系,把生人变成熟人来交往。这是耗费社会成本的做法,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法制环境,减少生人交往的成本,大大减弱关系风。不搞关系就能达到的事情,何必又耗费成本去做呢。所以,现代中国盛行的关系文化,我们可以归结为政府的失职。工业化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已经变化,而政府并没有推行完善的相应的新规范。失职的结果是,个体双方、国家、企业都担负起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当事人还要逢场作戏、卑躬屈膝,虚与委蛇,阿谀奉承,逼出一群伪君子,一群真小人,一群贪腐的官员,一群移民精英,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降低生产效率,降低居民幸福感。一个好的社会,就是通过好的价值和规范,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国民幸福。同样,不好的价值和规范,降低社会的生产,能够使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惶惶不安,满腹焦虑。

  很明显,新社会形态下的规范要规制生人文化,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保障。法制精神就是解决办法之一。法制不同于韩非子提倡的法家:法家视法律为君王统治的工具;而法制精神则视法律具有超越任何个人的神圣性,它是共同体自治权力的体现,任何个人都是法律制定的参与者,又都有遵守的义务。法制只不过是种制度,而法制精神则要求公民精神的觉醒,以及理性精神的认同。公民精神,就是视自己为国家权力形成的一员,拥有协议下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而不是像往常一样,视自己为当权者统治的居民,被动的接受法律的任何条文。理性精神,是把理性作为行事最高法则的精神,和前者相应相成。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要我改变观点,那么好,给我理由。唯有具有理性精神,公民才能质询代理人的政策,才能思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是像往常一样,无条件的信赖上帝或是圣人。公民精神,是自我权利的觉醒,是对抽象原则的情感。理性精神,解释什么是自己的权利,并把判断的权力交到自己手中。唯有依靠理性精神,公民精神才能得到贯彻。

  中国自五四运动运动以来,倡导科学和民主。如今,一百年马上要过去了,中国有了科学和民主的形式,却依然没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民主精神,并非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个人权利的觉醒,是捍卫个人利益的无上荣光。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搞关系无非就是将人的关系自然化、经验化,还原成日常的交际行为。日常交际固然具有情感的生动性,但不能处理大量的生人互动,而生人交际则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这样,新时代要求超脱具体的自然交际,为生人建立一个合宜的规范和礼仪,包括建立新的道德和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活动顺畅进行。新的规范,不同于日常互动自发形成的规范和自然情感,他依赖于在一种基础原则上的推演,这种推演的结论以及结论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直观所能把握的了。这样,理性就成为新社会的必要要素,它既服务于法律的制定,又服务于法律的理解。熟人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乃是在于磨合之中产生的规范,和相处产生的认同情感。而生人社会规范的建立完全不同,生人之间素昧平生,没有日常的频繁互动和感情连接。这就要求新规范,诉于每个人最基本的同类认同,最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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