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中国文明的难民

作者:张立伟 来源:中文网 发布时间:2012-12-23 11:40:14 点击数:
导读:《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

《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的努力。这是一个“一九四二式”的悲剧。

这些反应或许会让冯小刚彻底绝望,事实上,笔者也有类似的心情。除了娱乐消费和艺术享受之外,中国人或许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这部受到审查限制的电影,再现的不只是一场历史灾难,也是有关国家未来的预言。

电影里面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政府(军队)和城市,吃喝玩乐;一个是灾民与农村,饥寒交迫。将这两个平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白的价值体系当中,政府与国民是契约关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为何民国政府既不赈灾,甚至封锁他发布饥荒的消息。

“两个世界”在中国几乎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传统的中国,官吏与百姓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官僚体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与司法服务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责任。“民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灾人祸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亲、同学等组建的私人关系网。这或许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形态,社会因为缺乏组织联系而被马克思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这种形态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公共事务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观态度。

冯小刚以过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丰富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断层,他试图组织各种细节来表达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这破坏了电影的故事性,也是让影迷诟病的地方。但是,冯小刚的目的绝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这部电影中,统治阶级遭到了客观的抨击。领袖要面子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轰炸也要市民排练欢迎美国贵宾的仪式,要求打一场胜仗才有面子去开罗参会,关停披露灾情的《大公报》,政府统计饥荒死亡人数只有1062人,而实际有300万有余。在官员逻辑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远高于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过是虫蚁般的存在:蒋介石要求国军撤出河南,将难民的包袱甩给日本人,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司令蒋鼎文在河南饥荒爆发时还要征粮,因为“人饿死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从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着私利,无情而又贪婪。即使法院的伙夫也因“这一趟灾下来,咱们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别说撤退的国军,即使在日军轰炸时也不停止抢夺灾民的财物以及女人。

灾民只有家庭相依为命,没有人和组织去救助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员和军人抢掠。在这一群体内部,无处不在地充斥着“交易”。少东家借给花枝粮食要对方以性回报;栓柱在老东家被迫给了三个大洋后才去找救兵;老乡拿了小米才帮老东家驱赶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老东家暗示将女儿星星许给栓柱换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护;栓柱想用饼干换取星星的身体,花枝也想用身体换饼干(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最终她抢走饼干,因为栓柱把他老公弄丢了(一条命,值两块饼干),等等。

影片的高潮发生在家庭的瓦解:星星主动去做妓女(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花枝要求栓柱与之成婚并发生性关系,这样栓柱就能以丈夫的名义将她卖掉换点粮食,但必须承担照顾自己两个孩子的责任。在这两场交易当中,“明”的是两个女人各属父亲与丈夫的私产,被他们卖给妓院和农民;暗的则是两个女人为了活命而用几升小米与父亲、两个孩子“交易”了血缘责任。真实的历史则比这更为残酷——有些父母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影片以饥荒所设置的困境,表现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让人觉得,这些人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本身,以及其他原始的欲望。电影中的国人唯利是图,无情,贪婪,毫无禁忌,等等。这样的民族性最终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白修德则试图以文明将两个部分融为命运共同体。在电影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都在各逐其利,同类相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诺贝尔奖委员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词:“这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怜悯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荒谬”。

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沉重的使命之一,从鲁迅到柏杨,以及新近受到争议的莫言。或许因为人口、气候等原因,历史上中国人长期物质匮乏(贫穷饥饿),而且通常没有宗教的约束,让自私自利的实用哲学与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只有家庭而无社会的结构,导致公共精神缺乏,对陌生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在一个重视物质利益而又自我泛滥的社会,相互攀比成为精神支柱,爱面子、仇富等成为某种“中国人格”,就像电影里瞎鹿的母亲说的,“闹灾好啊,地主和咱一样了”。

过于频繁的饥荒和战争共同构成的不安全感,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基因里。为了获得安全感,只有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特权意味着可以统治和剥削别人,有资源分配优先权,并得到暴力机器的政治保护,正如电影当中那些锦衣玉食的官员一样。中国人因此信仰和崇拜权力,其另一面则是奴性,专制和腐败有了文化土壤,权力私有化,政府人治化,社会关系化。

即使在现代中国,这些流淌于民族血液的“生存理性”仍然大行其道,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满足物欲)与维稳(提供秩序)提供安全感,并以此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仍然有数量惊人的年轻人报考公务员,试图进入体制内寻求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与利益。与此同时,大量富人因恐惧“仇富”而移民他国。事实上,中国各个阶层都有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政权本身也感受到了威胁。

中国人虽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相互攀比让贪婪更加膨胀,这不仅影响到本国,危害还扩展到国外,国家面临环境污染、政府腐败、公德尽失、社会不公等挑战,但少有人关心社会,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钱包。大部分抗争者也不是想要公民应有的权力和尊严,而是在既有体制下争取自身利益,满足了利益要求,制度不公不再是自己考虑的事情。现代中国依然是一个无组织的原子化社会,“国家不能依靠,他人就是地狱”,所以,人们无须考虑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责任。

必须承认,从文明水平的角度观察,1942年与2012年的中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中国文明”的难民。《一九四二》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逻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斥骂腐败的中国人,往往其实也都渴望获得特权。这也是中国文明转型面临的悖论:一盘散沙而又自私自利的普通民众,适合威权统治,因为“人民素质低”;但缺乏民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成为满足官员私利的工具,制造革命的力量,陷入“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轮回,就像电影最后的旁白: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

因此,冯小刚在谈论《一九四二》时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认为“中国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人们在相互斗争中能够获得快感,重新回到“人吃人”社会也是现代中国人所集体忧虑的。中国进入一个人人没有安全感的时代,生活随时找你的麻烦,社会也可能随时坍塌。

中国还有机会跳出“历史周期律”。事实上,所谓中国的民族性是环境和组织形态的产物,但自私是人类的天性,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揭示的,人本身就是基因求生的机器。我们不能过度指责阴暗的人性并让它为国家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应试图引入宗教力量或者意识形态改造灵魂,中国只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改造生存环境,就可以让整个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生。

让我们再回到灾荒。阿马蒂亚•森在研究饥荒历史时发现,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即使这个国家贫穷。他认为饥荒是因为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是权力失败的产物。1942年的饥荒显然亦是“人祸”,事实上,中国过去百年遭受的种种政治苦难以及目前的转型困境,皆因国民被剥夺权利,国家继续着统治与被统治的粗暴政治。

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选择,就是给人以基本的权利。这不需要艰难而又复杂的改革,仅仅需要执政党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尤其是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文明向民主制度过渡的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允许公民自由组织结社,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我治理,培养公民意识,尊重法律与规则。

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阻止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侵犯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既可以制约公权力,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又可以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利于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公共秩序。

《一九四二》脱胎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应有“温故知新”之意。中国人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生存和斗争的智慧,但是灾难总是被政权遮蔽和国民遗忘,“温故而不知新”是民族悲剧的根源之一。网络上曾有一个颇为经典的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这样的民族,将是一个在“素质论”中坐以待毙的民族,用以掩盖权贵的贪婪以及精英的投机,没有人想为这个国家负责,即使大厦将倾也会有挤满抢掠的人群。

如果白修德再世,他将惊讶于一个民族的停滞,他依然会看到两个平行的世界,似乎从国民到公民的距离永远都走不到尽头。感谢冯小刚导演,他冒着商业亏损的风险尽到自己的国民责任,他试图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依然是“中国文明”的难民,可惜,没有人听。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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