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坏人”之辩

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做个好人，当这种判断来自于我们在意的人时，“好人”无疑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评价。

不过，做个好人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嘴长在别人身上，别人的评价我们控制不了，也难以左右。特别是，当好坏难辨的时候，做个好人不仅取决于当事人的心理修炼，而且还考验他人的智慧和甄别能力。

好人与坏人的评价标准很复杂。虽然现实世界存在一个简单明了的标准，如以是否触犯法律为依据进行判断，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很多时候并不以法律为界，他们之间的区别有时会十分模糊。如果再夹杂一些主观因素，良莠不分也就见怪不怪了。此外，好坏的判断往往因人而异，出现情随景迁、人随事变的情形也很常见。

现实中，我们可以目睹一些人长期游走于法律之外，始终未受到法律的惩戒。他们在我们眼里即使不是十足的坏人，也属卑鄙的小人。但恰是这样一些人又成为他人眼里的好人。这有些蹊跷，但却涉及到几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当然，对于后一类情形我们大可以用狐朋狗友、沆瀣一气等来形容，但这些辞藻并未提供一种判断好坏的依据。

尽管给出一种识别好人与坏人的具体标准并非易事，达成一致意见也不大可能，但多数人或许会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好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而坏人大都属无所不为的人。这一划分标准虽笼统，但在现实中却很实用，颇具解释力，这一简单的判断还有些中国古老哲学回光返照的意味。

先举两个政治领域的实例：薄熙来今天如果有什么反省的话，他多半会后悔当初将王立军弄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枚“定时炸弹”何时爆炸可不依薄的意愿而定。换句话说，王立军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之人，薄无法预料王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王是一个无所不为的人。当然也有人会声辩道，王最后的选择可能是被逼无奈，毕竟保命重要。这起事件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如果与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共事，有可能会出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双方都难以收拾的局面。

好人，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抱有德律底线，因此，他们注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不为”的原因有多种，可细分为以下三类：不愿做，不能做和不敢做，也就是孔子“狂狷”中“狷”的意思。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此“道”就包含了底线的涵义。“财”虽好，但若属不义之财，君子也不可妄自取之。相比之下，坏人则没什么底线，他们四面出击，无所畏惧。在这些不折不扣的“狂人”看来，世间没什么事是不可以做，不能做的和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干的事情。于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做出令我们心惊肉跳的事情来，这类人不仅让我们心存疑虑，感到后怕，而且某个时刻他们还会自行引爆，随时把我们当成他们的殉葬品，成为我们咬定的坏人。

国内媒体经常会披露一些高官腐败案件，荒唐的是，一些无所不为的官员在倒台前还时不时正颜厉色号召下属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思维如此紊乱可见一斑。难怪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官场存在一种精神错乱的现象，不少官员属于“高危”人群，因为他们每日一睁眼就要不断说假话。一些人民“公仆”私底下还干着与公仆完全相反的龌蹉勾当，他们颠覆和挑战着公仆的定义，其罪恶清单更新着人们对于丑恶问题的想象力。对于此类坏人，用“无恶不作”和“恶贯满盈”来形容并不过分。

上述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好坏标准意味着，好人一定是有所为的，同时又一定是有所不为的，二者并行不悖；坏人则可用无所不为来概括。对于那些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而言，无所不为即属胡作为和乱作为，其危害性早已被公众所诟病。目前在中国大陆流行一种说法，即“不作为的官就是好官”，尽管不作为比胡作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小，但这种说法着实令人悲哀。

另一个实例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以及对当今世界格局的看法，他“竟然”回答害怕中国崛起，宁愿维持现状，不乐意看到未来中国崛起打破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在这位“中国通”看来，中国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国家，而现有的世界格局以及超级大国如美国，其政策是可预料的。换句话说，因为无法预知中国崛起后会有什么举动，国际秩序会走向何方，李光耀感到害怕。一般人会以为，具有华人血统的李光耀，本应乐见中国崛起才对，而李光耀居然给出这样一种理由。仔细想来，李光耀的回答既简单也直白，与上述好人和坏人的划分逻辑是吻合的。

目前，美国两党为竞选总统正激战正酣，国内媒体一则“奥巴马称竞争对手中国按规则玩才是伙伴”的新闻标题估计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细想起来，奥巴马对中国的这种评论几乎和李光耀的如出一辙。在奥巴马看来，中国不是一个按规则玩牌的国家，这让他们感到不安和恐惧。其实，中国给西方造成这种影响早就被一些国外学者捕捉到了，如中国问题观察家谢淑丽（Susan Shirk）在其《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中就认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对西方造成威胁，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其实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国内部，这种源于内部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有可能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这才是令西方感到不安的因素。

由此可见，上述好人与坏人的划分标准，不仅适用于人际之间，而且适用于国家之间。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曾指名道姓地列出三个“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国家，其中之一的伊拉克前政府已经垮台，另两个国家朝鲜和伊朗目前依旧是国际社会的麻烦源之一。尽管我们无法确信布什分类的依据是什么，但几乎可以断言，这几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在小布什眼里是无法预料的，因为恐怖袭击的典型特征便是在暗处使劲，他们会有怎样的举动，怎样出牌，置身明处的人几乎是无法事先知道和预判的。

一个在别国看来是“好的”国家至少应该是能够依据本国法律行事的国家，因为法律约束，他国便可依此对其行为产生稳定的预期。当然这个国家还应履行通行的国际惯例，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总之，应该是尽可能地公开透明。如果一个国家早令夕改，有法不依，法律如同虚设，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大可能赢得他国信任，国家之间的猜疑也就难以避免，甚至让对方产生不安和恐惧，彼此间也不大可能建立什么真正的友谊。

现实世界总是丰富多彩的。一国公民认定的好人和英雄，在他国却有可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媒体报道，中国某省政协委员、著名侨领最近在西班牙被捕。西班牙当局指控其领导的集团参与了10多亿欧元的洗黑钱活动，而这位侨领被扣上了 “黑帮头目”的帽子。这一事件表明，不同国家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可能会发生冲突。这种现象颇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了“文明冲突”的说法。

总之，对个人而言，要做好人就必须牢记哪些事是不愿做，不能做和不敢做的，尤其需要在令人纠结的诱人时刻把持住自己；对于国家而言，如果制定国务政策时尽可能地公开和透明，不仅可减少他国的猜疑、误解和不安，降低因彼此误判造成的擦枪走火，而且还可赢得更多的朋友。

上述好坏标准基本上是从道德和修养角度划定的，然而，道德的力量有时候很脆弱，甚至不堪一击。西方有一种心理学派认为，即使是好人在某些场合也会突破道德约束，成为恶魔。好人在外界因素刺激下同样也会出现心理失衡、情绪失控等现象，甚至实施犯罪等行为。这便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称为的“路西法效应”现象。这种看起来有悖常理的现象在津巴多的长篇叙事报告《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它揭示出人性中柔软的一面，此刻善恶难辨，美丽与肮脏并存，天使与野兽共舞。正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失乐园》中经典诗句所描写的：“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如果考虑到上述“路西法效应”，那么，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就变得愈加含糊起来。好人要堤防坏人的侵害，同时，好人自身也会不知不觉沦为他人眼中的恶魔。在恶魔与好人两个黑白世界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这些人算不上坚定的好人，也不是顽固的恶魔，他们算什么？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或许需要另行撰文加以澄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