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爱护农民,要给农民自由权

    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再进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享受应有的民主权利。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限制农民流动,但不让农民流动是不可能的。现在农村有两亿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一方面在城市就业,变成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了,每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就会扩大到几十、几百亩,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科技含量就会逐步增加。总之,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

　　我们爱护国家,首先要爱护老百姓,特别要爱护农民。

　　我们提倡家庭经营,就是要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能够自主地与社会交往,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一种自主权联合。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

　　我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民主在有利于稳定的前提下,在法制的约束下进行,才是最好的选择。改革是时代潮流,要让全国人民在改革的浪潮下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下生活。

　　对中国农民来说,除了市场关、民主关,还有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没有自由不行。

　　(作者杜润生,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原文刊于1月5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