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法理反思

9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20年4月21日，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讲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并不限于空泛的“爱国救国”，“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特有精神”。
　　
　　在此之前的1919年5月18日，北大讲师梁漱溟基于法律常识，对于青年学生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私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质疑：
　　
　　“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同样在提倡牺牲精神，梁漱溟说的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从事爱国活动，陈独秀说的是直接到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外从事国民运动。这一点在陈独秀6月11日晚上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有着更加集中的表现。他并没有公开征求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北京市民的意见，就擅自代表北京市民的名义要求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要求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要求北京保安队改为市民组织。这样的政治表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砸烂公、检、法一样，在精神上是与“几千年的专制”一脉相承的。陈独秀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逮捕之后屈服认罪，并且于83天后保释出狱。
　　
　　1920年5月4日，胡适、蒋梦麟应《晨报副镌》“五四纪念增刊”的约稿，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再一次强调了胡适在《新青年》“易卜生号”中率先提倡的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人人平等、宽容和谐、以身作则、尽职尽责、遵守法制的现代文化精神，也就是更高层次上的五四精神：“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从更高层次来反思“五四运动”中的暴力事件，青年学生的放火和打人，无论如何都不符合“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的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常识，反而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暴民专制”的一种表现。

　　（作者：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律师文摘》2009年春辑卷首语）